可能已經有愈來愈多的人意識到，既有的文學正在遭受全方位的挑戰――也許已經到了重新考察種種文學理論基本的時候了。從近代至，的文學理論歷經了一系列重大的轉折，每一次性的震盪都涉及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的再認識。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開啓了一個啓蒙主義的語境。倡導白話文的強大聲勢之中，以詩話、詞話爲主體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走入了末路。首先，這種斷想式的隻言片語已經無法承擔文學理論的重負――五四時期的新文學不再是"雕蟲小技"；文學理論必須負責解釋，新文學如何成爲"人的文學"，如何履行"思想革命"的使命。其次，中國古代的詩話、詞話無法納入"現代"的知識形式，因而沒有資格躋身於現代。實證，體系，邏輯，概念與範疇，，定理與公式――啓蒙與理性逐漸確立了一套清晰的學術規範，這時，古代批評家筆下的零散短章如同一些殘缺的邊角料。如果沒有系統的理論闡釋和理論範疇之間的深刻轉換，這種文學知識不可能作爲主導的文學理論範式持久地存活於現代大學的教學體制和學術體制之中。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富有歷史意義的事件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學派的進駐。各種文學理論學派的交鋒之中，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觀點贏得歷史的青睞，並且產生了廣泛的迴響。於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文學觀念，四十年代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五十年代佔據了主導位置的蘇聯文學理論，這一切陸續爲五十年代之後的中國文學理論奠定了強大的基礎。人們可以看出，葉以羣的《文學的基本原理》、蔡儀的《文學概論》以及一批大同小異的文學理論教材背後隱藏了一個相近的理論模式――它們之間的差異僅僅是這種理論模式內部的增刪加減。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這種理論模式終於遇到了強烈的衝擊。歷史的某一部分彷彿突然地啓動――現代主義文學的一涌而入，二十世紀的諸多西方文學批評學派大兵壓境，一系列叛逆性的文學觀念產生了巨大的理論壓力。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後現代主義文化與全球化語境正在將文學問題引入一個更大的理論空間。這時，傳統的文學理論模式已經不夠用了，一批重大的文學理論命題必須放在現有的歷史環境之中重新考察與定位。
以上的敘述暗示了文學理論與歷史語境之間的互動關係。認可這種關係即是意味了認可歷史主義的信條。這似乎是對於理論意義的貶低――理論的意義之一即是，跨越歷史語境的限制而概括某種普遍的結論。例如，韋勒克就對文學理論的普遍性頗爲樂觀。儘管他承認知識的相對性，承認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但是，他仍然相信存在一個"普遍的王國"。這種藝術王國從屬於一種普適的規律。所以，韋勒克呼籲美學與邏輯學或者倫共同反對"徹底的歷史主義"。文學理論不是考察普通的，而是考察不朽的作品――"不朽"就是抵制歷史主義的堅固盾牌。他曾經斷言："閱讀美學史或者詩學史所留給人們的印象是，文學的本質和作用，自從可以作爲概念上廣泛運用的術語與人類其他活動和價值觀念相對照和比較以來，基本上沒有改變過。"如果歷史不可能修改文學的"本質"，那麼，文學理論之中的相對主義就沒有藏身之地。人們對於文學的認識和評價不會因爲種種歷史演變而失效。當然，韋勒克相信，他的樂觀是有根據的――他相信存在一種"共同的人性"。"共同的人性"無疑是普遍主義的穩定基石。（1）
韋勒克對於歷史主義的反感並非空穴來風。徹底的歷史主義不乏其人――例如伊格爾頓。伊格爾頓毫不客氣地說："我們可以一勞永逸地拋棄下述幻覺，即：’文學’具有永遠給定的和經久不變的’客觀性’。任何東西都能夠成爲文學，而任何一種被視爲不可改變的和毫無疑問的文學――例如莎士比亞――又都能夠不再成爲文學。以爲文學就是研究一個穩定、明確的實體，一如昆蟲學是研究各種昆蟲，任何一種這樣的信念都可以作爲妄想而加以拋棄。"伊格爾頓否認文學具有某種固定的"本質"，否定了文學的"元理論"；他清理了一批支持這種意識形態幻象的理論範疇，例如"超越性"，"美"，如此等等。在他看來，只能根據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和權力關係解答"什麼是文學"。歷史是無法預測的。也許，某一天人們會毫不躊躇地將莎士比亞逐出文學之列，同時又將一張借條鄭重其事地稱之爲文學。所以，伊格爾頓認爲，"什麼是文學"僅僅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人們無法也沒有必要爲文學設計一個無懈可擊的形而上學定義。（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