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定義了“什麼是復譯”之後從翻譯的歷史性角度切入，分別從語言的演進、翻譯主體的歷史性和翻譯過程的歷史性三個方面，用闡釋的有限性和無限性原理，結合實例論述了“爲什麼非有復譯不可？”
關鍵詞:復譯；翻譯的歷史性；語言
一、引言
“復譯”是一個普遍存在的歷史現象，也是近十年來翻譯界最關注的問題之一。復譯現象折射了翻譯活動的複雜性，充分反映了翻譯活動所涉及的各個層面的問題。其中不僅包括語言層面，而且還關係到社會、文化、政治、倫理和經濟等方面。在這裏，本文在翻譯過程這一範圍內，從翻譯具有歷史性的角度切入，考察復譯現象存在的必要性。
二、爲什麼非有複議不可
許多國內外的知名翻譯家都提大力倡導復譯，比如說，奈達（Nida,Eugene, A.）認爲，一部譯本，不管它多麼接近原作，多麼成功，其壽命一般只有“50年”。翁顯良先生在《意態由來畫不成》一書中也認爲：“翻譯的目的是向讀者介紹原作，要是人家懂而不是要人家不懂，所以不能不現代化，而且要不斷地現代化，過了一定時期又得把譯過的作品重新再譯。這種情況是人所共知的。”到此，我們就不禁要思考一個問題：爲什麼非要有復譯不可呢？
1、語言的歷史性
從翻譯具有歷史性的角度來解釋，首先，翻譯作品的可接受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在語言層面上，而語言本身就具有歷史性。一部翻譯作品，如果語言陳舊，沒有時代氣息，不符合讀者的審美習慣，就勢必會被淘汰，就必然要呼喚新的譯本的誕生。語言的歷史性最先體現了復譯的必要性。
繼續深入研究，我們就會發現，除語言因素和譯文本身（即翻譯活動的結果）自外，對於翻譯來說，翻譯活動的主體和翻譯活動的過程也同樣都具有歷史性。本着一種動態的翻譯觀，我們客觀的看待翻譯的歷史性問題，就會發現：正是由於歷史的侷限，在翻譯過程中，出現了許多“不可譯”的難關，讓譯者們留下了畢生的遺憾；同時也正是由於歷史的無限發展，隨着翻譯交流的展開和翻譯水平的不斷提高，爲復譯增加了新的可能性。
2、翻譯主體的歷史性
就翻譯的主體來說，無論是作者、譯者還是讀者，都是歷史的人，其對文本的闡釋都帶有歷史的侷限性。根據伽達默爾（Gadamer）的闡釋學理論“歷史性是人類生存的基本事實。人是歷史的存在，有其無法擺脫的歷史特殊性和歷史侷限性。無論認識的客體或主體，都內嵌於歷史性之中。”作爲一個具體的譯者來說，在翻譯一部著作時，他的理解，表達和接受以及翻譯能力時時刻刻都受到種種限制，一部譯作的在其完成的一瞬間，也同時鑄下了種種的遺憾。
對於語言外因素給翻譯帶來的限制，所造成的一些必須的“刪改”，我們只能把它們看作是翻譯活動中所遭遇的不可避免的歷史障礙，本着尊重原作的態度，謹慎小心的對待。這樣我們以歷史的眼光去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大量原文本遭到過這樣或那樣的改寫的現象也都合乎歷史解釋了。嚴復翻譯《天演論》時爲了要讓譯文“真正迎合中國當時痛切的危機儀式和中國時代環境的特殊需要”，有選擇、有取捨、有評論有改在地加有大量闡發自己見解的按語。書中是許多觀點並不是赫胥黎，而是斯賓塞的，書名也只用了原名的一半。《天演論》在中國翻譯史上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嚴先生的做法是當時社會和歷史環境下的必然舉動，只是這在今天的翻譯界是萬萬不可行。
從闡釋學的角度看,一個文本的生命要得以延續，必須依賴於讀者的閱讀與闡釋。而且作爲廣義的翻譯活動之一，讀者和譯者一樣，也同樣具有歷史性。薩特在論及理解活動的歷史性時就指出，就讀者而言“讀者位於完全無知和無所不知之間，他有一定的知識，這些知識隨時都在變化，足以向他顯示他的歷史性。這確實不是一個瞬間儀式，一個超越時間的對自由的純粹肯定，而且讀者也不是在歷史的上空翱翔：他置身其間，作者同樣也有歷史性……”[1]我們所理解的歷史只是那一瞬間的歷史，與作者對話，對文本的領悟，都是歷史的一種相遇。我們的理解是以我們熟悉的那個世界爲出發點，帶有我們的“先有”、“先見”和“先把握”去理解原文本。
歷史的侷限性帶來的闡釋的有限性必然會給翻譯帶來深刻的影響，由此造成的譯文缺陷、誤譯、錯譯、刪譯，屢見不鮮。對此我們的的態度應該是理智客觀的，我們在看到困難的同時也不能忽略事物發展的'積極方面。對於翻譯來說，闡釋活動是一個動態的、歷史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髮展的過程，闡釋活動也具有無限性，我們期待着後來人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對過去的不足加以改進。我們應該建立起動態發展的翻譯觀，總整體上把握翻譯活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3、翻譯過程的歷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