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建安風骨 詩學傳統 關係
論文摘要:建安風骨作爲文學史上特異的景觀，歷來引起研究者的廣泛關注。但研究者往往關注於建安詩人與時代風氣之關係，而忽略了文學系統內部之間的一種延續性。其實，建安風骨的形成在極大程度上是文學內部的一種演變，是孺學詩學體系、騷學詩學體系和莊學詩學體系相互融匯的結果。
在中國傳統的詩學話語系統中，有三支系統一直是分足鼎立的。這三個系統分別是以《詩經》爲核心、以《樂府》爲支撐的儒學詩學體系;以屈原作品爲主體、宋玉景差等人之作品爲羽翼的楚騷詩學體系;以及以《莊子》爲旗幟的道家詩學體系。儒學體系歷來以其積極的現實主義精神，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而影響後世;楚騷詩學則以其九死不悔的人格、悲怨的激情、縹緲恍惚的境界、精彩絕倫的詞藻之美和富於比興的香草美人象徵手法而被後代所推崇;莊子詩學體系則以它放曠的氣質、詩化的人身哲學、獨立的人格魅力及對萬事萬物飽含深情的悲憫情懷而衣被後世。
在整個中國的詩學話語中，詩人或承續一系，或以一系爲主而輔之以另一系。如李商隱繼承了楚騷詩學的精髓，他的詩歌用極爲精緻的語句營造着一個個縹緲恍惚的意境;而詩聖杜甫則以儒學體系爲主，在此基礎上又轉益多師，形成了以沉鬱頓挫、慷慨悲涼爲主，清新俊逸、自然平和、婉轉流麗爲輔的多樣風格。雖然杜甫或多或少地也受到莊學的影響，但其主要的風格還是來源於儒學體系和楚騷體系。能夠融三個系統爲一體，三種體系在某個詩人身上表現的並駕齊驅，在中國的詩壇上寥寥無幾。陶淵明、李白、蘇軾三者可以說是融三係爲一體的典型。在他們身上，既激盪着對現實的強烈關注、對萬物蒼生的濃濃深情;又有着對現實疏離後的詩化人身，在一片濁世中保持着自己香潔的人格。陽剛與陰柔、憤怒與平淡、優美與壯美奇妙地統一於他們的番中;在如夢如幻的詩境中充滿了對現實的關注，而又自能高蹈能隱逸。作爲詩人個體能夠融三繫於一體尚且之少見，作爲詩歌流派則更爲罕見。建安詩人身處於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殊的時代和身份使他們不僅充滿了建功立業的熱情和對天刁生的關注;同時也使他們對命運的不可捉摸、人生的短暫比俄體會的更爲深刻。但是對於這樣的人生、這樣的社會，他們近身居高位，也常常感到一種無能爲力。於是，只能進人一種玄的世界中去尋找解脫之境。因此強烈的現實主義、人生短暫白嘆、突出的個性表現、濃郁的悲劇色彩便體現在每個人的詩作形成了建安詩人的流派風格。劉舞《文心雕龍·時序》論建多學:“觀其詩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硒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充分說明了建安詩人們的上述特而這些特徵與三種詩學話語系統都是有充分聯繫的。
一、建安詩歌與儒學詩學體系之關係
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是建安詩人的一個突出特徵。無錢“三曹”、還是“七子”，他們大多數的詩章是直面社會人生的。對苦難的世界，他們往往心懷優憤。然而他們把這種優憤之催抒寫消融於一個個具體場景的描寫或事件的續寫。正是這微之境的刻畫使他們的詩歌具有一種更爲現實的意義，從正纔有可能使它們具有“史”的性質。從美學上來說，這樣的也才使這些詩作具有一種與情感疏離之後的美，詩歌才保持了更爲動人的情態。也因此才說建安詩人的作品深受儒學詩學體系的深廣影響:它們不僅具有了儒學積極人世的現實主義之表，更具有了其溫柔敦厚之裏。曹植的詩歌就具有上述特點。
鍾嶸《詩品》評曹植詩云:“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才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捲上。對此，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評道:“鍾嶸《詩品》以古詩第一，子建次之，此論誠然。觀子建‘明月照高樓’‘高臺多悲風’‘南國有佳人’‘驚風飄白日’‘渴帝承明廬’等篇，鏗鏘音節，抑揚態度，溫潤清和，金聲而玉振之，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與‘三百五篇’異世同雄，此所謂韻不可及也。”川捲上胡應麟亦道“子建《雜詩》，全法十九首意象，規模酷肖，而奇警絕到弗如。”川內編卷二。
不論是鍾嶸，還是張戒、胡應麟，他們都深刻地體認到曹植與儒學詩學之代表“詩三百”與“十九首”之間不可分割之關係。張戒的“溫潤清和”、“辭迫切而意已獨至”更是極中肯地指出曹植詩歌繼承了儒家詩學的溫柔敦厚的傳統。
西北有織婦，綺窗何繽紛。
明晨秉機杆，日員不成文。
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
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
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