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導致瘟疫的致病微生物，如病毒、細菌、原蟲和蠕蟲等，乃是界生物鏈中的不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也是影響自然生態平衡的重要因子。自人類的形成開始，它便無時無刻不在關係着人類的成長，美國著名的世界史家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曾指出：“流行病傳染模式的變遷，過去和現在一直都是人類生態上的基本地標，值得更多地關注。”[1] 顯然，瘟疫對人類的影響是基本而深刻的，而它最直接後果不外是生病或死亡，因此，人口的損傷無疑應是瘟疫衆多影響中最直接和明顯的。然而，由於瘟疫乃至疾病一直是史學界缺乏關注的因素，故長期以來，這一影響一直很少受到應有的關照，以至我們今天對瘟疫究竟對人口具有怎樣的殺傷力，或者對人口的成長具有怎樣的影響等問題，基本仍是一頭霧水。
在中國歷史上，有關瘟疫的記載可謂史不絕書，不過對瘟疫的人口影響大多以“死人無算”、“疫死者幾半”等詞概括之。近年來，一些疾病史研究的先行者，往往也會概略性地極言瘟疫的危害以表明自身研究的重要性，比如張劍光在其《三千年疫情》的“前言”中談到：“疫疾爲人類帶來的最爲直接的災難是導致大量人口的死亡。中國曆代老百姓被疫病奪取生命的總數是無法算清楚的。一場疫病死去數十萬、數百萬人，在古書中每個朝代都曾出現過。”[2] 。另外也有少數研究者開創性地對某場瘟疫的殺傷力作出了較爲明確的估測，如曹樹基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在萬曆及崇禎年間華北兩次大的鼠疫流行中，三省（晉、冀、豫）死亡人數合計超過1000萬。”疫死率近四成[3] 。這樣一些籠統的記載和論述以及個別相對精確的估算，似乎都在向人們暗示，過去史學界一向忽視的瘟疫其實是歷史上最具威力的冷麪殺手，它對人口發展的影響也必將是結構性的。可以肯定，這些論述在提請人們關注疾病史的研究方面的貢獻殊不可沒，但它們大多缺乏確實證據的支持，不能不令人感到疑問。顯然，在的情況下，歷史上瘟疫的殺傷力究竟有多大？即使我們承認個別研究者論述屬實，高達四五成的疫死率是非常偶然的現象還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等等，仍然是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清代江南是一個史料記載比較豐富、瘟疫發生也相對頻仍的時空區域[4] ，我們希望通過對這一區域的探索，對目前一些論述展示的圖景作出個案性的檢視，並對以上問題提出自己的回答。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由於歷史上缺乏系統而準確的人口統計，因此幾乎不可能對瘟疫造成的人口損失率做出精確的判斷，我們能做的只能是，儘可能地挖掘現存的相關資料，並通過排比，對清代江南人口的損失狀況作出相對清晰的說明。
首先應該指出，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發生瘟疫造成的人口損失情況存在較大的差異，有的死亡人數較多，比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已亥，吳下奇荒，丙子春，復遭大疫，……過夏至病乃漸減，死者不可勝計”[5] 。有的則病死率很低，比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間，“杭州城內，時疫流佈，幾於無人不病。大都發熱頭眩，熱退則四肢發紅斑，然死者甚少”[6] 。而且就是同一次瘟疫，在同一個較小的區域內，比如縣、鄉乃至村，疫情也不是平均分佈的，甚至近在咫尺，也差異明顯。比如，嘉慶年間，在婁縣和嘉善交界的楓涇發生了這樣一則故事：
嘉慶某年，夏古聖堂巷旁有人夜臥樓上，畏熱啓窗取涼。夜過半，聞喁喁如人語聲，樓故臨街，起而窺之，不甚了了，心知爲鬼，急以溺器投之，忽作鬼嘯聲，向南而去。既而疫大作，凡自巷以北，無一人染者[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