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中國；傳統證據文化；哲學基礎
論文摘要：天道論、人道論和哲學思維方式構成中國傳統證據文化的主要哲學基礎，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內容、價值和特質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天道論的影響主要表現爲：司法官吏在證據實踐中注重政治性考量；德威並用，以德爲主以威爲輔是傳統證據文化的思想基礎。人道論的影響主要表現爲：傳統證據文化以“和諧”秩序與“無訟”理想爲根本價值取向，具有嚴酷性、等級特權性和倫理性的特質。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的影響主要表現爲：傳統證據文化具有經驗性、非邏輯性和推理的類比性的特質。
我們要尋找法律文化生成的根源、發展規律和基本性格，就應當把研究對象放到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予以考察。從經濟、政治、倫理、社會組織結構、哲學等多種角度出發分析其現實基礎。本文擬對中國傳統證據文化的哲學基礎作嘗試性地探討，以期不斷深化和細化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研究。
一、天道論與傳統證據文化
在傳統哲學裏，天道論主要包括天意觀、陰陽五行之道等內容。
(一)天意觀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影響
天意觀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爲，君權神授思想使得皇帝和司法官吏在證據運用中注重政治性考量—維護神授的至上王權或君主專制統治秩序，這種考量往往使得皇帝、司法官吏尤其是酷吏在審判案件時首先考慮的就不可能是證據，或不可能僅僅考慮證據，從而損害司法正義的實現。
君權神授思想是古代社會天意觀的核心內容。古人認爲，人間有君王，乃天意。君權神授，王者通天地人。儒家大師董仲舒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天子父母事天而子蓄萬民。;刊受權君主治天下，這是天的旨意。
君權神授意味着皇權至上，皇帝擁有至高無上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權力，往往把司法當成維護君主專制和駕馭官僚的工具。這種政治性考量甚至個人愛好、性格、喜怒哀樂的情緒等常常左右證據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商封王、秦二世、隋場帝等暴君就是典型代表。
“太宗嘗與侍從論獄，魏徵曰:‘場帝時嘗有盜發，稍涉疑似，悉令斬之，凡二十餘人。大理承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
皇帝雖是最高的司法長官，但畢竟很少審判具體案件，因此，這種“稍涉疑似，悉令斬之”的現象更多的是由酷吏秉承皇帝的旨意完成的，比如張湯、杜周、來俊臣、周興等都是歷史上以逢迎皇帝，曲法裁判而著稱的助封爲虐的酷吏。酷吏的產生，除了性格和貪婪的因素外，多半與維護專制皇權的政治性考量相關。因此，中國歷史上的酷吏，往往被皇帝作爲維護專制王權的工具而加以重用。這樣的情形史載不絕。
在君權神授天意觀的籠罩下，一旦至上皇權干預司法，司法官吏就不得不把政治性的因素納人案件的審理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政治同司法混同起來了。對此孔飛立曾感慨道，各級官僚取悅皇帝是貫徹司法的中心環節。此話雖說得有些絕對，但也是一種事實。
(二)陰陽五行之道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影響
中國傳統哲學認爲，天地自然、人類社會現象甚至精神現象無不遵循陰陽五行之道。陰陽五行之道在中國古代的思想領域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有人稱其爲“中國人的思想律”。自然，它也會影響到法律領域。其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具體影響主要有:
1.確立了親親相隱制度。“陰陽五行之道的根本涵義或實質就是倫常之道。自然的陰陽秩序、五行秩序，實爲親親尊尊、尊卑有序的秩序。人類應效法此種秩序，成就人道。”口傳統證據文化中的親親相隱制度正是天地秩序倫理化的結果。
親親相隱制度來源於“親親相隱”的儒家思想。西漢時，親親相隱得到進一步規範化和明確化。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情，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間這一詔令首次用允許隱匿的形式正面肯定妻、子、孫爲夫、父、祖隱在法律上不作證的正當性。
此後至清，各朝代的律例都確立了容隱制並且不斷豐富和完善，親親相隱制度一直沿用了二千多年，它不僅僅是一項法律原則，也是一條重要的道德規範。“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也”。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t}l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