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後期，對著作的註釋漸漸多了起來。延篤着有《史記音義》,服虔着有《漢書音訓》，應劭着有《漢書集解音義》。他們對史書的註釋如同對經書的註釋一樣，都是重在名物訓詁。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這種方法一直延續着。直到南朝才發生了變化，出現了裴松之對《三國志》的新式註釋方法。對此，不論南北，都有人響應。不過，從總的方面看，舊式的、着重於名物訓詁的方法在裴注以後仍然佔據着主流的地位。以往對裴注的研究碩果累累，但研究者多侷限於優劣評價或靜態描述，很少從變化的角度討論問題。本文所關注的是：在史學史上爲什麼會有裴注出現？裴注爲什麼難以爲繼？
一、漢末魏晉時期對《漢書》的註釋
漢末魏晉時期不少人對史書加以註釋。當時注最感興趣的是《漢書》。顏師古在《漢書敘例》中開列的屬於這一時期的註釋家有二十二人:
1、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監。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
2、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後定名虔。
3、應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令,泰山太守。
4、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5、劉德,北海人。
6、鄭氏,晉灼《音義》序雲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雲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7、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8、李奇,南陽人。
9、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爲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10、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爲甘陵府丞。
11、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雲河間人。魏太和中爲博士。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12、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祕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13、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14、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常侍,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侍郎,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
16、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17、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18、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19、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議》。
20、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
21、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止注《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
22、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祕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諡文穆公。
顏師古以上所列名單及說明有不妥之處。首先，荀悅似不應列入。荀悅曾依《左傳》體改編《漢書》爲《漢紀》,但並未註釋《漢書》。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所載《漢書》註釋家不收荀悅，應該說是合理的。其次，顏師古排列名單是以註釋家生活時代爲順序的。按此，荀悅應在服虔、應劭之後,而不能居於首位。最後，鄧展、文穎後所謂“魏建安中”云云是錯誤的。顧炎武就此批評道：“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1]
拋開這些不論，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以上註釋家,自漢末應劭以下至東晉郭璞之間，多數人往往事蹟無聞，正如顏師古在《序例》中說:“諸家註釋,雖見名氏,至於爵裏,頗或難知。”這與東漢有很大不同。東漢的註釋家如延篤、服虔、應劭等均見諸史傳,屬當時一流的學者。建安以後衆多註釋家事蹟無聞，學術地位不高。這似乎說明對史書的註釋已非學術主流。第二，按時代而論,註釋家以漢魏時期爲主。荀悅以下至韋昭17人均屬這一時期。西晉只有晉灼、劉寶、臣瓚三家，東晉只有郭璞、蔡謨兩家。郭璞“止注《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而蔡謨只是“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貢獻無多。按《敘例》所說，晉代註釋家的工作是以集解爲主：
《漢書》舊無批註,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註》。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於樑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
這段說明頗爲重要。按《隋書·經籍志》載，應劭着有《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後漢書》卷48《應奉傳附應劭傳》亦稱劭“集解《漢書》”。可是若按《敘例》說，應劭並未集解《漢書》，作集解的是西晉的“臣瓚”，應劭的註釋應稱爲《漢書音義》。姚振宗不同意顏師古的說法。他在《後漢藝文志》中說：“按顏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樑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書又復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盡然。疑應書、瓚書卷數相同，顏監但見瓚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懷疑雖有道理，但終無證據，顏氏之說不可輕易否定。《敘例》爲應劭書特作說明，應該是有根據的。此外，應劭之前可以確認爲《漢書》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應劭似不具備作集解的條件。如果這樣解釋可以成立，則集解《漢書》是西晉纔出現的。王鳴盛推測：“大約晉灼於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於晉所採外添入劉寶一家。”[2]晉代的的集解可以視之爲對漢魏時期衆多的註釋所做的。註釋減少了，總結性的集解一再出現，這些都是學術將變的徵兆。
二、裴松之《三國志》注
南朝劉宋時，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在史學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裴注與漢末以來註釋家着重於名物訓詁的註釋有明顯的不同。據沉家本，注中引書“經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3]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註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爲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爲例不純。”侯康說：“至於箋註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4] 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爲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典故若干類。他認爲：“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註不過是附帶的工作”。[5] 這些意見都是正確的。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說：
臣前被詔，使採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務在周悉”、“補其闕”、“懲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國志》的主要目的。就“補其闕”而言，裴注是達到自己的目的了。《三國志》在許多關鍵處多語焉不詳。如關於九品中正制的創立，《陳羣傳》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羣所建也。”此外，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正始玄風等思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