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中國古代詩性智慧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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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中國古代詩性智慧之根
和合:中國古代詩性智慧之根 內容提要: “和合”的文化一心理結構,是中國古代詩性智慧與審美運思的源頭活水。突出體現在:以天人異質同構爲基礎並由此確立二者間和諧化詩意關聯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潤了古代審美境界論,中國人由此而強調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的合一;“和合”文化中的整體直觀運思深刻影響了古代審美體驗論,視審美體驗與生命體驗爲同一的中國詩性智慧特別強調物我互感互動的生命運動中的整體直觀把握;“和合”文化中和諧化辯證法的普遍運用,使得中國詩性智慧特別注意以對應性、相融性、辯證性、和諧性來理解和處理一系列審美範疇的構架和展開。“和合”文化構建了中國美學的主導精神——對“和”美的追求,形成了中國美學的和諧基調。
關鍵詞: 和合文化、天人合一、詩性智慧、和諧基調


美籍華裔學者成中英先生在檢視和反省中國儒道形而上學與本體論後認爲,中國式因果律首要特質在於“一體統合原理”(“整合性原理”)。即:“世間萬物由於延綿不絕地從相同的根源而化生,因而統合成一體。換一種說法:萬物通過創生的過程得以統合。於是,在道或天的形象覆蓋下的萬物實爲一體,萬物都共同分有實在的本性。此外,萬物之間莫不交互相關,因爲萬物皆同出一源。……萬物所共同分有的一體(道),既維繫萬物之生存,又孳生化育萬物”。① 成氏進一步認爲,“因爲萬物間莫不交互相關,而形成各種過程間的變化網絡,於是運動力的傳送就被視爲生命活動的表現”。②由此構架出“內在的生命運動原理”(“內在性原理”)。複次,“由於‘一體統合原理’之故,世間恆有和諧與平衡存在”③,形成中國因果律之“生機平衡原理”(“生機性原理”)。此因果律的三大基本層面衍生出中國式因果律模型:串連式思考(整體式觀照)和辯證法則④。成氏的上述分析實是對中國“和合”文化之特徵作了精闢的理論提攝。重視萬物間的整合關係、辯證運動關係、有機性聯繫正是中國“和合”文化的精髓。這些理論精髓不僅是東方文化中的瑰寶,更是中國古代詩性智慧和審美運思的源頭活水。
筆者認爲,在中國“和合”文化中,以人與自然的基本相似性和人與天地萬物的視同對等或異質同構爲基礎進而在此二者間確立一種和諧化詩意關聯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漬了中國古代審美境界論,使得古代中國人特別強調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的合一。其次,“和合”文化中的整體直觀思維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審美體驗論,它使得古代中國人特別強調在內緣已心、外參羣意的審美體驗活動中獲得對生命終極意義的瞬間感悟,從而實現審美體驗與生命體驗的合一。再次,“和合”文化中和諧化辯證法的普遍運用,使得中國美學智慧特別注意以對應性、相融性、辯證性、和諧性來理解和處理一系列審美範疇的展開與構架。而縱觀中國古代美學基本特徵(如強調真善統一、情理統一、人與自然的統一、有限與無限的統一、認知與直覺的統一等)和中國古代審美理想(如儒家對“和”、道家對“妙”、佛禪對“圓”的追求),無不是“和合”文化在審美層面的詩性展開和邏輯延伸。這表明,中國詩性智慧和審美意識與“和合”文化有着一種特殊的親和性和關聯性。“和合”文化,是中國古代詩性智慧之根。

一、“天人合一”思想與中國古代審美境界論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國人處理自然界和精神界關係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徵是強調:人與自然間並無絕對的分歧,自然是內在於人的存在物,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從自然規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則與自然規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調諧;人與天地萬物合爲一體,達到一種完滿和理想的境界,是中國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標,質言之,在古代中國人看來,自然過程、歷史過程、人生過程、思維過程在本質上是同一的。這一思想特徵貫穿了“天人合一”觀念源起與演變的基本過程。如孟子的“知性即知天”⑤論就是把人性與天道的合一放在認識論高度上加以思考的。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認爲宇宙間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爲法則,地以天爲法則,天以道爲法則,從一個側面確立了人與天的相互關聯。莊子提倡“與天爲一”,《莊子·達生》雲:“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就是要求拋棄世事,忘懷生命,使形體健全,精神飽滿,從而達到與天合爲一體的自然無爲境界。《周易·文言》明確提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時,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兇吉,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的順應自然的“與天地合德”的思想。漢代董仲舒甚至以“人副天數”的觀念爲基礎建立起天人感應的讖緯神學體系。《春秋繁露·陰陽義》即雲:“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在宋代理學中,“天人合一”思想更趨成熟、精緻、完善。張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命題;《正蒙·誠明》雲:“儒者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可以成聖……”。明確指出,“誠”“明”境界的獲得,來自於天道與人性的統一。程頤說:“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程氏遺書》卷十八)實際上直接指出了人道與天道的同一性。程顥乾脆說:“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程氏遺書·卷六》),反對有意去區別天與人及主體與客體。至清代王夫之也強調“盡人道以合天德”。其《周易外傳》卷二雲:“聖人盡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在之理;盡人道者動以順生之幾”。實際明確指出人之動與天之健是一致的。所有這些觀念無不是提倡應在自然與精神間建立一種統一性關係。這種強調在自然與精神間建立一種和諧化關聯的“天人合一”思想對中國古代審美境界論的影響是巨大而又深遠的。這表現在:在古代中國人看來,人與自然、情與景、主體與客體、心源與造化、內根與外境都是渾然一體、不可分割的。天人異質同構的這種深層文化意識使得中國古代人學與美學間有着內在的本體性關聯,由此,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的合一成爲中國詩性智慧最具有特色和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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