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副刊 公共領域 文化批判 實踐活動
論文摘要:文匯報副刊“關注”版4月7日以河南修建“華夏第一祖龍”被叫停事件爲議論中心刊發了五篇文章，對副刊實踐具有很大的啓發意義:副刊作爲一種精神產品，相對於追求經濟效益而言，它更應該注重社會效益。努力構建公共領域，是副刊實現社會效益的有效途徑。源於副刊的文化屬性和公共領域的批判屬性，文化批判成了副刊構建公共領域的實踐活動，這種實踐活動具有精英性、理性、對話性等突出特性。
4月7日，文匯報副刊“關注”版以河南修建“華夏第一祖龍”被叫停事件爲議論中心刊發了五篇文章。《馮驥才就祖龍說話—荒唐的暴發戶文化》通過記者採訪實錄了著名作家馮驥才的觀點:“‘祖龍’絕不僅僅是一個違章建築的問題，它拷問的是我們的文化。”文匯報記者柳青的《文化背後的裹讀與堅守》也指出:“這一事件乃至這類事件的痛疾，即對於文化價值的曲解和背叛。”“記者手記”欄目中則發表了文匯報記者陳曉黎的《莫以文化的名義反文化》，強調“除了從現行體制、法律規章上予以徹底的檢查之外，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從文化上給以深刻反思。”《專家實話實說》記錄了五位專家的觀點:羅哲文(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認爲“該拆的不拆，不該拆的卻拆了，以犧牲文化爲代價，那是人類文明的悲劇”;朱光亞(東南大學建築遺產研究院院長)表示“在文化遺產的保護中，必須強調維護歷史文化的真實性”;何建民(上海財經大學旅遊管理系主任、教授)指出“歷史文化景觀開發只強調‘整舊如舊’一種方式，忽視文化是有生命的活着的東西，這是片面的”;德村志成(博士，浙江旅遊科學研究院、浙江旅遊職業學院教授)認爲“不管以文化作爲開發的平臺，或以景觀爲支撐的複合性旅遊產品，人作爲產品的設計者，首先要了解文化和景觀的關係”;陳仙波(中國旅遊未來研究會副理事長、浙江工商大學教授)呼籲“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歷史文化遺產應該加以保護、加以利用，但都必須在‘科學’的前提下”。《事件回放》中概述了與“祖龍”事件類似的常州前北岸文保單位逃過一劫、嶽麓山仿古赫曦臺被叫停後又啓動等事件，是對上述四文中提及的相關事件的背景說明。
文匯報向以副刊名世，副刊又以文化擔當精神著稱，通過對本期“關注”的解讀，我們可發現其確乎名至實歸，爲當前副刊實踐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哈貝馬斯認爲，國家和社會之間可以存在一個公共空間，公民可以在這個空間中自由討論、發表看法，不受政治權利與市場經濟的干涉，這便是“公共領域”。概言之，“‘公共領域’概念的價值規範集中體現在它對公共性的高揚與彰顯，而公共性不僅以批判與開放爲其特徵，更重要的是，它以自由、民主、正義爲其基石。”川副刊是大衆傳媒，乃“天下之公器”，在公共性這一點上，實現了與公共領域的吻合，文匯報副刊對“祖龍”事件這一公共性話題的討論即是明證。
“祖龍”事件具有代表性，這從《事件回放》一文中可知，類似事件時有發生，其影響已不侷限於一時一地一人，而是具有了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對這件事的揭示、批判，出發點並不是某個政治黨派、經濟集團或個人的私有利益，而是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祖龍”事件在3月至4月間曾是新華社、人民網、中國新聞網、紅網、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南方週末、新聞晨報、現代快報等各類媒體的輿論焦點，但大多出現在新聞版或欄目中，報紙副刊上鮮有反映，文匯報則除了在新聞版中跟蹤報道外，還在副刊中予以密切“關注”，以四篇文章集納了各方面的看法，的確表現得迥俗不凡，它表明副刊也是“社會守望者”，構建公共領域、進行輿論監督是其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莫以文化的名義反文化》首句即說“河南新鄭的‘祖龍事件’近日終於在各方的討伐聲中堰旗息鼓”，這裏“各方的討伐聲”自然包括文匯報“關注”的輿論監督，它對“祖龍”事件“堰旗息鼓”的社會效果也產生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