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紅山文化的圖騰崇拜、女神崇拜、天地祖先崇拜及其以天地祖先崇拜爲基礎的巫覡祭祀等宗教活動在紅山文化中晚期的歷史發展中各自或互相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都處在原始宗教發展的鼎盛階段，構成了紅山文化原始宗教的信仰體系的核心內容，表現了五千多年前紅山先民宗教意識之濃烈，巫風之興盛。大規模的公衆崇拜和神靈信仰反映了紅山文化較爲複雜的原始宗教形態。
關鍵詞：紅山文化；原始宗教；圖騰
宗教不僅在國家起源和統治集團形成過程中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早期文化制度、價值觀念以及哲學思想的確立方面，發揮着重大影響。中國原始宗教意識的出現和發展，不僅爲華夏民族從矇昧走向文明提供了最早的社會基礎和文化規範，而且爲華夏民族的主體精神及其文化傳統，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源泉和文化原型。史前人類的其它思想意識大體是在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並同時發展的。紅山文化作爲中國北方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代表之一，出土的大量玉石雕、陶泥塑以及“壇、廟、冢”的發現發掘，爲揭示史前時代尤其是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文化的原始宗教狀態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一、關於紅山文化原始宗教研究的學術梳理
在紅山文化原始宗教信仰的研究方面，囿於當代中國原始宗教理論的原因，仍然沒有出現像探討其他問題那樣的論著羣，亦沒有達到令人耳目一新的理性高度。大體都是羅列性的，有點對號入座的感覺。比較系統的有曹彥生《紅山文化的人類信仰初探》、靳桂雲《紅山文化原始宗教研究》、張永江《試論紅山文化所反映的原始宗教信仰》等數篇論文。另外在研究紅山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多有零星的涉及。如在祭祀文化的研究上，由於沒有過多的理論限制以及紅山文化出土材料的典型性，近幾年已成爲紅山文化研究的熱點，成果也多。系統研究的有蘇秉琦的《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等；郭大順的《紅山文化》之《牛河梁壇、廟、冢遺址羣》及其系列論文；田廣林的《紅山文化“壇、廟、冢”與中國古代宗廟、陵寢的起源》等等。其它在探討中國文明起源以及玉器、特殊性陶器的功能方面也有較多的涉獵，爲我們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較爲豐富的思想資料。對紅山文化宗教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以曹彥生、張永江、靳桂雲等專題論文較爲系統。曹彥生認爲，紅山先民是“沿着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的信仰軌跡”展開的，而“紅山文化晚期的祖先崇拜，正處於女神向男神潛化的中間期———兩性神階段”[2]。張永江認爲紅山文化的宗教信仰大體經歷了3個階段即“從自然崇拜到工具崇拜”“從動物崇拜到靈物信仰”“從生殖崇拜到祖先崇拜”的發展過程[2]。靳桂雲從紅山文化信仰的對象入手，指出“穀物神、地母神、山神等自然神都受到紅山文化居民的崇拜”，“而生殖女神、圖騰、女祖先則是紅山文化居民膜拜的主要對象，祖先崇拜在紅山文化原始居民的宗教生活中佔有顯著而重要的地位”[3]。梳理以往的研究成果，再細緻的研究近幾十年來的考古發現，我們認爲，從紅山文化中晚期遺址出土的材料看，原始單純的自然崇拜已融入更高級的圖騰崇拜中，圖騰崇拜、女神崇拜、天地祖先崇拜並沒有像一些學者所說的那樣呈現出所謂規律性的演進過程。圖騰崇拜、女神崇拜、天地祖先崇拜及其以天地祖先崇拜爲基礎的巫覡祭祀等宗教活動在紅山文化中晚期的歷史發展中各自或互相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都處在原始宗教發展的鼎盛階段，構成了紅山文化先民原始宗教的信仰體系核心內容。站在今天人類認知立場，一些資料直觀看起來是某種信仰的反應，但實際未必是那麼簡單，揭開材料的表面現象，可能裏面隱藏着更深刻的文化思想內涵。各個材料之間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聯繫，甚至是交叉關係。某一個體考古資料有可能成爲多種思想意識、數個宗教信仰的共同選擇。要科學的詮釋那些謎一樣的材料，復原那個時期人類的思想，需要多種相關知識，多角度、多層次的、多回合的爭討。要把自然與社會作爲一個整體，建立材料之間的橫向和縱向聯繫，從而達到認識事物目的本質。
二、紅山文化原始宗教的信仰體系的理論分析
在紅山文化分佈區已發掘的.典型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各類神性資料，這些資料按着當前學界觀點基本上可以分爲自然動植物崇拜、圖騰崇拜、女性崇拜、天地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大量的用於巫覡禱告活動的祭祀遺蹟等幾大類。這些考古資料目前還不能準確區分時間上的先後，也不能武斷的依着某種理論去對號入座，但卻是反映着紅山先民的原始宗教意識，形成了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很難分得清的原始宗教形態和體系。而紅山文化原始宗教體系大體應是以圖騰崇拜、女神崇拜、天地崇拜、祖先崇拜爲核心內容和主體結構展開的。
（一）紅山文化氏族社會的發展與圖騰崇拜
在對中國史前文化的圖騰研究中，大體有兩種傾向，絕大部分學者支持史前中國文化普遍存在圖騰，但是更多的是簡單的對號入座，並沒有對西方圖騰理論進行細緻而深入的研究及其對我國史前考古材料科學的分析。一部分學者則相當謹慎，他們不認同中國史前普遍存在過圖騰崇拜，如馮漢驥認爲亞洲境內各原始民族很少有圖騰的跡象[4]。張光直也認爲中國史前文化中，並沒有發現典型的圖騰崇拜的材料，不贊同簡單的附會[5]，產生這樣的分歧，大體源自於對西方圖騰理論的不同理解以及我國考古材料發現的狀況。我們認爲圖騰是史前人類應當存在的一個社會意識現象和過程。但是，並不是說每一地方、每一時期的史前文化都會經歷這一過程。圖騰崇拜的宗教基礎應是原始自然的動植物崇拜的進一步發展演變，其社會基礎應該是以氏族產生和發展爲前提的，在氏族不斷分裂中，一個氏族爲了與其它氏族相區別，從而更好地鞏固族外婚，便把原來最爲崇拜的動植物昇華爲標誌本族的一種徽幟。一般來說，圖騰是否存在於所要研究的史前文化，取決於兩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要看研究的史前文化遺蹟中是否有反映動植物等神性崇拜以及與之相關的實物資料，這種實物資料又是以什麼形式存在的。同世界各地史前時期人類文化一樣，發生在6500—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中晚期遺蹟爲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神性崇拜及其相關的資料。尤其是紅山文化中晚期的各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石雕、陶塑，其中有很多都是動物的造型及其動物原型的抽象化。他們都具有原始宗教的文化內涵，而且大都是以玉雕的方式存在的。二是要看這個史前社會氏族的發展狀況，圖騰崇拜的發生、發展、衰落是有其歷史階段性的，大體形成於氏族社會產生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到母系氏族社會繁榮時期達到鼎盛，這種狀況一直到進入父系社會時還要存在一段時間，當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也就是圖騰時代的尾聲。紅山文化遺址採集和出土了大量動物造型玉石器和少量的陶塑，諸如豬首龍形器、鳥形器、龜形器、玉魚、玉蠶等，每種動物都應該是某個氏族或氏族集團的圖騰標誌。通過對紅山玉石器及其他考古材料的仔細分析，紅山文化是以“豬龍”“鳳鳥”等動物形象爲其主要的圖騰崇拜對象，也就是說紅山文化時期的氏族社會中以“豬龍”“鳳鳥”爲圖騰的氏族最多，並以“豬首龍形器”“鳥（鴞）形玉器”以及“勾雲形玉器”爲其各自氏族的圖騰徽幟，從而形成了各自的氏族集團，並在這些氏族集團的基礎上形成部落或部落聯盟。不同的氏族各自擁有不同的氏族圖騰。一個氏族集團選擇何種物類爲其圖騰，是與他們生活地域的地理環境特徵、經濟特徵、謀生手段以及社會分工緊密相聯的。這些特徵與族羣、成員、地域、宗教信仰相結合，並以一種特殊的文化符號表現出來，以區別於其他氏族或氏族集團。選定的動物成爲原生圖騰之後，還有一個與外族相融合的過程，或原生圖騰增加了新內容，或產生了新圖騰。圖騰的內涵不斷豐富，圖騰物與神、與上天溝通的功能不斷加強。圖騰使一代又一代的族人凝聚起來，於是同一族團形成了共同的祖先。這樣，圖騰往往與敬天崇祖意識融合在一起。紅山文化的圖騰崇拜隨着氏族社會的發展而演變。通常，氏族社會的發展演變遵循由少變多，再由多變少這樣一個發展演變過程，通過考古資料看，紅山文化的圖騰崇拜同樣循着一個氏族分裂發展成幾個氏族，同時產生了幾種圖騰崇拜。紅山文化先民的圖騰發展應循着動植物崇拜到圖騰崇拜，由較少的、較簡單的圖騰崇拜到較多的、較複雜的圖騰崇拜發展的軌跡。即豬崇拜到豬—龍圖騰崇拜，從鳥崇拜到鳥鳳圖騰。紅山文化除以“豬龍”“鳥”爲主要圖騰對象以外，還應存在着其它動物圖騰，如龜、蠶、魚等，這些動物都可能是紅山文化某些氏族或部落的圖騰對象。綜上所述，紅山文化的圖騰崇拜並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隨着部落及部落聯盟的產生、形成和發展，其圖騰崇拜有漸趨統一化的趨勢。“C”形玉龍和勾雲形玉器的出現，應是部落聯盟形成的實物證明。從中國史前文化的考古資料看，紅山文化的圖騰崇拜頗具典型意義。以“豬龍”和“鳥”爲主要圖騰對象的紅山文化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都對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紅山文化的豬龍、鳳鳥圖騰應該是華夏族形成過程中龍鳳圖騰的濫觴。
（二）紅山文化的女神與祖神崇拜
女神崇拜是女性生殖崇拜的發展演變，一般來說她的最初形態是對女性的生殖崇拜。隨着氏族社會的發展，女性地位得到全面提升以及人們認識能力的不斷擴展，人們由關注女性生殖，逐漸轉移到關注探索氏族的祖先等更多的方面，於是女神由生殖女神昇華爲祖先女神。這一過程，並沒有明顯的劃分，或者有一個漸進演變過程，或在生殖崇拜的同時也開始了祖先崇拜。無論是作爲生殖女神，還是作爲祖先女神，她們都會被請進全族最盛大最莊重的地方，被人們供奉和祭拜。至母系社會中晚期形成了既有崇拜觀念，又有祭拜內容並以一種隆重禮儀形式表現出來的系統完整的女神文化。女神文化在母系社會中晚期達到了鼎盛，並與母系社會相始終。即使歷史發展到了父系社會，應當還有其文化的餘緒。隨着父系社會的急劇發展，女性地位大幅度的下降，女神文化也走向了衰落。但是女神崇拜的觀念仍保留在人們的記憶裏，逐漸演變成爲永志難忘的古老神話而廣爲流傳。當文字產生後，那些古老而美麗的神話便成爲紀事家們第一批追憶先祖的寶貴資料。中國史前豐富的女性考古資料與歷史時代的女神神話是存在着密切的遞嬗關係的。近20多年來，我國考古學界關於女性雕塑有突破性的發現，不僅數量多，種類也不少。在中國北方發現的女神鵰塑中，尤以紅山文化女神雕像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紅山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反映生殖觀念和女神崇拜的考古資料。1963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發掘的赤峯西水泉紅山文化遺址中，出土了1件人形陶塑，泥質褐陶，半身，頭部殘缺，胸部乳房突起，臀部肥大，下部周邊刻劃細豎條紋，陶塑體所表現的女性特徵非常明顯[6]。1981年內蒙古林西白音長汗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了一件石雕女性造像，高35.5釐米，鼓腹、凸乳，雙臂抱腹，屈腿蹲踞[7]。1979-1982年，在遼寧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築羣址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20多塊陶塑人像殘片，其中有兩件爲女性特徵鮮明的小型裸體孕婦塑像[8]。裸體立像，頭部及右臂均殘缺，腹部凸起，臀部肥大，左臂曲，手貼於上腹，有明顯表現陰部的記號。1983年，在遼寧省凌源縣與建平縣交界處的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遺址中，發現了大型的陶塑女神頭像和大量的殘破孕婦像[9]。大型陶塑女神頭像高22.5釐米，眼眶內鑲嵌墨綠色玉片眼珠，炯炯有神，威嚴莊重，成爲女神崇拜中比較突出的材料。我們認爲，紅山文化所出土的女神像首先應該是史前人類生殖觀念的反應，隨着氏族社會的發展，女性的地位不斷提升，氏族成員的生殖崇拜觀念也在不斷髮展中，原始人的生殖崇拜融入更高的文化觀念———巫女神和女祖先崇拜中。紅山文化的女神崇拜經歷了一個生殖女神崇拜到祖先女神崇拜的過程，或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兩類女神崇拜現象都存在着。無論是考古資料、現代文化人類學材料，還是對少數民族的田野考察資料，都證明在原始時代的中國，曾經普遍存在着以生殖崇拜爲核心的一種最普遍的意識形態。祖先崇拜是人們在對自身由來的認識中形成的崇拜體系，是人類對自身生命現象的神祕理解，其思想核心是祖先亡靈的崇拜。在被髮掘和被調查的紅山文化遺址中，不僅發現了女性石雕、泥塑像，同樣發現了頗具典型的男性玉雕、石雕、泥塑像。牛河梁第十六地點出土的玉立人像，敖漢旗四家子草帽山出土的男性石雕頭像，最具典型的是2010年在敖漢發現的泥塑男性，被很多學者確認爲是祖先崇拜的象徵。
（三）以敬天崇祖爲中心的祭祀文化
1979年5月，在遼西喀左縣又發現了一處紅山文化遺址———東山嘴遺址，爲中國北方史前社會精神世界的研究增添了新內容。遺址經1979年和1982年兩次發掘，石砌建築基址暴露無疑。其建築基址佔據了整個遺址，依佈局可分爲中心、兩翼和前後兩端等部分。建築基址中心部分爲一座大型方形基址，東西長11.8米、南北寬9.5米。基址內上部堆積有黑灰土夾碎石片層，底部爲黃硬土面，間有大片的紅燒土面。基址四邊均砌有石牆基。值得注意的是，方形基址內散佈大量的石塊，可明顯地分辨出3處石堆，其中南側中部石堆最大。同時，該基址還可分辨出幾塊立石相聚成組的現象，一般爲3、4塊立石爲一組。東翼右牆基內也有大塊平臥的石塊和紅燒土面，由此構成方形祭壇的主要內容。方形基址南部分佈有兩組圓形石砌基址，形成南圓北方的對應關係。該遺址被考古學家確認爲一處大型的史前文化祭壇[10]，並在學術界形成了廣泛共識。繼東山嘴祭壇遺址之後，1981～1985年間，遼寧考古工作者在遼西地區又有紅山文化的重大發現，即在牛河梁先後發現紅山文化遺蹟地點十餘處，形成巨大的遺址羣。遺址羣是由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羣組成的規模宏大的祭祀性禮儀性建築羣。這個遺址羣，已形成壇、廟、冢三位一體完整而嚴密的組合[11]。對牛河梁“壇、廟、冢”遺址的研究，學術界基本達成共識，大都認爲是史前一處以祭祀祖先爲核心內容、規模巨大的祭祀中心。紅山文化祭祀遺址及其遺物的發現，爲同時期的史前文化所僅見，被認爲是中華5000年文明的一個象徵。正如郭大順所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一場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大討論由遼西山區的一項考古新發現而引發，也引起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築史和藝術史以及其他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其勢頭至今仍持續不衰。紅山文化從此而異軍突起，在中國史前考古研究中取得了應有的地位。”[12]關於紅山文化崇祖敬天的祭祀活動，近幾年多有學者論述，從東山嘴祭祀遺址和牛河梁“女神廟”的考古發掘材料來看，有以下幾個階段性、區域性文化特徵：紅山文化祭祀場所的固定化和專門化；祭祀活動的制度化；祭祀活動的儀式化和用具的禮器化；祭祀活動的更加神祕化。從紅山文化“壇、廟、冢”的佈局及其出土的實物資料來看，無論是東山嘴遺址，還是牛河梁遺址，先民祭祀的內容都不是單一的，既有祭祀天地、祖先亡靈的內容，又包含着圖騰崇拜、生殖崇拜的內容。甚至還應有當時當地人們特有的某些祭祀內容，而這些獨有的祭祀內容尚未被今天的研究者所發現和理解。祭祀內容的包容性、整體性、階段的交叉性是史前祭祀文化的最顯著特徵。紅山文化壇廟冢的面世，大量而精美的玉器、以無底筒形器爲主的特異形陶禮器的不斷出土，大小不同、形態各異的男女神像的陸續發現，都表現了五千多年前紅山文化原始宗教意識之濃烈，巫風之興盛。大規模的公衆崇拜和神靈信仰反映了紅山文化較爲複雜的原始宗教形態。祖先崇拜常常會表現出濃郁的神靈傾向，這是因爲它常常與各種神靈崇拜形式相結合，甚至直接與自然崇拜結合構成圖騰，在以巫覡祭祀活動爲主要形式的文化演變中形成了極富自身特色的宗教信仰體系。尤其是規模宏大的祭壇和宗廟的出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意味着某一地區的若干聚落或羣落已經共同納入了同一個宗教信仰體系和同一行爲模式中，實行一致的宗教典儀，信奉同一神靈和祖先，這無疑會增加各羣落、聚落乃至羣系間的凝聚力，強化地域共同體的認同感，促進社會秩序一體化進程。”[13]
參考文獻：
〔1〕曹彥生.紅山文化的人類信仰初探.昭烏達盟蒙族師專學報，1990，（4）.
〔2〕張永江.試論紅山文化所反映的原始宗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95，（3）.
〔3〕靳桂雲.紅山文化原始宗教研究.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68～73.
〔4〕馮漢驥.禹生石紐辯.說文月刊，1944，4（合刊本）.
〔5〕張光直.考古人類學隨筆.三聯書店，1999.117-118.
〔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赤峯西水泉紅山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82，（2）.
〔7〕郭治中.論白音長汗發現的女神像及其崇拜性質.青果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3.
〔8〕〔10〕郭大順，張克舉.遼寧省喀左縣東山嘴建築羣址發掘簡報.文物，1984，（11）.
〔9〕〔11〕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羣發掘簡報.文物，1986，（8）.
〔12〕郭大順.紅山文化前言.文物出版社，2005.2.
〔13〕馬新，齊濤.中國遠古社會史論.科學出版社，2003.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