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的幻象-近代華北農村農戶收入狀況與農民生活水平辨析（2(4)

   至於戶均住房間數的大幅度增加，則是鄭先生通過自己也信心不足的 “ 簡單比較 ” 而得出的結論。他將 1922 、 1930 年分別由戴樂仁、董時進主持的兩次河北 農村 調查做了對照，結果 “ 發現 ” ：無房農戶和 3 間或不滿 3 間的農戶有所減少， 3 間以上的農戶有大幅度的增加，擁有 7 間半以上的住戶到 1930 年接近所調查農戶的一半。我們並不懷疑這兩次調查的真實性，然而如前所述，戴樂仁的調查對象主要是處於貧困線以下的農戶，其中無地戶以及佔地 10 畝以下的農戶佔調查總戶數的比例是 62.77% ，佔地 5 畝以下及無地戶合計則爲 44.14% ，而在董時進所調查的農戶總數中，佔地 5 畝以下及無地戶的比例爲 26.95% ，佔地 20 畝以下及無地戶的比例也只是 66.75% （注：董時進：《河北省二萬五千家鄉村住戶之調查》，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農業 經濟 系調查 研究 報告第 4 號， 1932 年 5 月刊印，第 4 頁。），通常情況下佔地數量和住房間數又是成正比例的關係，所以，這兩次調查的可比性也就很值得懷疑了。
     換言之，由於後者所調查的農戶平均佔地 26.7 畝，多數不過 20 畝，因而其所代表的可能是華北農村，至少是河北農村農民住房的常態，見表 10 。
     這一點可印證於同時期的其他河北農村調查。例如在定縣東亭鄉 515 個調查戶中，有 252 家的房屋在 5 間以下，幾佔總戶數的一半，其中有 3 間和 3 間以下的佔 27.18% ，這些 “ 多半是偏窮的小農戶 ” （注：《定縣 社會 概況調查》，第 272--273 頁。）。這與上述董時進的調查極其接近。何況即便是戶均間數較多，也不一定意味着農家居住條件的優良，因爲往往是房間數越多，家庭人口數也越多，平均每間人數差距就不是很大了（同見表 10 ）。正如董時進在另一份調查報告中指出的，華北鄉村的房屋分配實際上 “ 頗爲平均，但均甚擁擠，且一間至三間之戶數竟屬最多，其用途則包括臥室、廚房、貯藏、工作、客廳、飯廳等，一家男女大小，均湊集在內 ” （注：董時進：《羅道莊之經濟及社會情形》，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調查研究報告第 2 號，第 5-6 頁。）。這不獨像李景漢先生所詳盡描寫的那樣有礙於家庭衛生和居民健康，甚而至於農民的性生活質量也大受其擾。（注：參見石堉壬《一個農村的性生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 1941 年 5 月畢業論文，手抄本。）

     　　表 10 　河北省 25000 家鄉村農戶住房與戶數、人數的關係（ 1930 年）

     資料來源：董時進：《河北省二萬五千家鄉村住戶之調查》，第 13 頁。
     一言以蔽之，所謂近代華北農戶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農民生活的顯著改善，或者說農村 發展 ，與其說是 歷史 的真實，還不如說是國內一些學者有意無意的數字化的產物，不僅在邏輯上無法自圓其說，也與其所引以爲據的大量原始調查及調查者據以得出的結論相悖。當然，對調查者的結論，有學者可能會認爲這都是近代的知識分子對 “ 農村貧困，農民的艱辛 ” 投入了 “ 更多的關注 ” 的結果，因爲他們 “ 往往會把一些現象做消極的理解 ” 。（注：史建雲：《手 工業 生產與農民觀念更新》，《近代 中國 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第 354 頁。）行文至此，筆者不禁要發問：近代華北農村的經濟發展論，又是不是我們這些後來者對 “ 發展 ” 二字過於關注，以致總是把這些現象做積極理解的結果呢？這裏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對 “ 近代華北農村發展論 ” 的質疑，並不是要否認此一時期華北農村曾經出現的經濟增長過程，而重在說明這樣一個 問題 ，即不應對這種增長做過分的誇大，更不應忽視其中的成本和代價以致混淆了 “ 增長 ” 與 “ 發展 ” 這兩個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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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夏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