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的結果之一，是將這個社會分成了有財產的人和沒有財產的人兩類。這樣的結果有人滿意，有人不滿意，但無論是滿意或者不滿意的人都接受了這樣的結果，其中的道理在於大家接受財富分配的過程。這個過程叫做市場。
除了市場過程，財富分配還有其他途徑，但其他的過程引致的不滿不僅在於結果，同時也在過程。
薛兆峯曾經非常有把握地說：“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爭論應該適可而止，“落實”比“如何落實”重要，而最終採取的方式也只能大致合理，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可能皆大歡喜” 。他顯然說錯了。唯一可以確定的，對於市場的存在而言，應該是過程比結果更重要，“如何落實”比“落實”要重要百倍。人類一直都有很多分配財富的方式，市場方式之所以取代了這些方式，原因就在於其過程，在於其過程的形式公平。市場的結果不可能皆大歡喜，但市場的過程必須大家接受，必須十分合理。哪些“私人”得到了國有財產，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是如何得到這些財產的。這是市場經濟的最基本原理，經濟學家不爭論這個問題是經濟學家的失職。
薛兆峯清楚：“從“公有”到“民有”，至今沒有一條清晰、便捷、確定、安全的道路可循”，但他卻沒有看到，所謂不清晰、不便捷、不確定、不安全，全部來自不公平。改制不存在形式公平的過程，這是改制的致命傷。中國人所說的公平，其實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正義（justice），一個是均等（equity）。不可能皆大歡喜的公平是指後者，必須大家接受的公平是指前者，不可以混淆起來說。改制不可能做到平均分配，但改制必須做到交易公平，這就是所謂的程序正義。
市場的效率與市場的程序正義之間，哪一個更重要？薛兆峯恐怕是本末倒置了。市場的全部效率，都來自公平交易的過程之中，沒有了過程的正義，市場的效率從何而來？教科書中說，市場的效率來自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訴求，這並不完全。計劃經濟時，利益最大化也是每個人的訴求，但那時沒有效率。市場的本質，是自發的公平交易，市場進化幾千年，沒有人知道它有什麼效率，人們追求的是公平交易。發現市場機制有效率，那是後來的事，效率只是市場的副產品。有關市場效率的哲學告訴我們，公平交易本身就是目的，沒有任何偉大的目的足以令我們放棄公平交易，哪怕這個目的是效率。效率是由“看不見的手”來完成的，我們看得見的，只有公平交易。國企改制，存在公平交易嗎？
薛兆峯說，改革的方式“大致合理”就夠了。然而，市場從來不接受“大致合理”的“方式”。薛兆峯又說：“其中一個‘大致合理’的原則是：誰爲企業帶來較大的收益，誰就應該分得較大的股權”。他似乎解決了一個問題，卻產生了一個更大的問題：誰來判斷“誰爲企業帶來較大的收益”？這是一個永無盡頭的鏈條，市場之所以有效率，就是因爲市場中不存在這樣的鏈條，市場原則非常簡單：出多少錢有多大股份。不幸的是，這個市場原則無法用於國企改制，因爲國企之所以需要改制，就是因爲國企不可交易。這就是我反覆強調的國企改制的`不可能。
與此相關的是，“善待企業家”是一個僞命題，這個理論的提出就是爲了解決“大致合理”的問題。然而，市場從不“善待”任何生產要素，任何關於企業家貢獻的說辭都沒有意義。市場並不是根據要素的貢獻來定價的，一百年多前，經濟學家發現了市場的這個祕密，成爲經濟學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幾十年前，經濟學還發現了市場的另一個祕密，企業之所以成爲市場中的一個獨立單位，原因之一是無法區分企業內部的要素貢獻。“企業家”當然是企業的一部分，他們的貢獻與其他要素的貢獻無法區分。發現這個祕密的，稱爲產權理論，或制度經濟學，薛兆峯據說是這方面的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