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布蘭頓（RobertBrandom）生於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羅蒂的指導下，於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實踐與物件》（PracticeandObject）。1976年之後，布蘭頓一直任教於匹茲堡大學，從助理教授一直升至傑出教授（1998），其間曾擔任哲學系主任（1993－1997），並於2000年當選美國人文與院院士（Fellowof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此外，他還擔任多家哲學雜誌的編輯和審稿人，也是美國哲學協會東部分會執行委員會成員。2003年，布蘭頓榮獲梅隆傑出成就大獎，獎金150萬美元，以表彰他“對人文學術的典範性貢獻”。
布蘭頓的第一部著作是與尼古拉·裡徹合著的《矛盾的邏輯》（1980）[3]，但真正為他贏得聲譽的還是14年後發表的《清晰闡釋：推理、表象與推論性承諾》[4]。就語言哲學而言，此書試圖提出一種將語義學奠基於語用學的意義理論。這種意義理論基於兩個主要思想：（1）意義是不可還原的規範性意義；（2）意義由用法確定和說明。在這兩個基本思想的線索中，我們可以看到康德、黑格爾、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蹤跡，但在布蘭頓手中，它們發展為全面而有力的意義理論，可以取代現在廣泛接受的主義的和因果論的意義解釋。
此後，他編輯了塞拉斯的《經驗主義與心靈哲學》（1997）和著名文選《羅蒂及其批評者》（2000）[5]。也許是因為《清晰闡釋》篇幅太大，過於艱澀，2000年他又將其改寫為一部較為簡明的《清晰地說出理由：推理主義導論》[6]。但此書與其說是《清晰闡釋》的導論，不如說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簡明地闡發了他的幾個重要論題。
布蘭頓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關於意向性的形而上學的哲學史論文集》[7]。該書收集了布蘭頓自1977－2000年的論文，考察了斯賓諾莎、萊布尼茨、黑格爾、弗雷格、海德格爾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隱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闡釋》中，布蘭頓就從“表象主義的”與“推理主義的”語言觀出發，透視近代哲學的緊張關係，而這一緊張關係遠比通常理解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的糾葛更為基礎。他試圖表明，那些逝去的偉大哲學家都有一項共同的事業，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義所刻畫的特定的哲學傳統；這一傳統中的哲學家都堅信，語言的表象效能力服從如下事實：語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說出的”。這部歷史性散論可以視為他的推理主義構架在哲學史中的，因此也為《清晰闡釋》所構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維度。
理解布蘭頓的主要困難在於，除了文筆和表述方式的獨特性之外，無論在、思路和風格上，他都深受哲學和歐陸哲學的雙重。按照他的導師羅蒂的說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學從休謨階段推進到康德階段，而布蘭頓則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將分析哲學從康德推進到黑格爾階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學的一次輪迴，不啻為分析哲學百年曆史的一種反諷。[8]實際上，布蘭頓的思想語境相當複雜：康德的批判哲學、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概念論、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理論、塞拉斯的心靈哲學，甚至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都構成了布蘭頓的思想要素和對話者。按照布蘭頓自己的說法，他的立場異於那些塑造和推動20世紀英美哲學的許多、甚至是絕大多數理論的、解釋的和策略性的承諾。他贊同理性主義而反對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贊同推理主義而反對錶象主義，贊同整體論而反對語義學原子主義，贊同對邏輯的表達主義的解釋而反對形式主義解釋。而位於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義，而推理主義與整體論密不可分，因為如果傳遞意義的是推理，那麼具有特定的意義就預設了在特定推理構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這一整體論會導致功能主義；如果我們把實用主義理解為實踐對理論具有優先性，那麼，這又與實用主義密切聯絡起來，因為推理就是做事。這一思想與經驗主義的核心主張背道而馳，就此而言，布蘭頓又將其視為理性主義的當代形態。因此，有人把這些彼此相連的立場統稱為“IHFPR傳統”（inferentialist-holist-functionalist-pragmatist-rationalisttradition）。[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