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鑫在《電視藝術：多元與重構》中對電視藝術做出明確的定義，提出電視是一門迄今為止最年輕的藝術，而電視劇是電視藝術的主要型別，並具有熒幕小，畫面小，多用中近景和妥協等特點。”但是，持相反觀點的學者不在少數，他們對電視藝術的概念持相反態度，他們否認電視的藝術屬性，不承認電視藝術的說法，並掀起了關於電視是否是藝術的爭論。既然電視藝術本身還處在一個曖昧不明的位置，那麼電視審美更一個理論禁區，理論界對電視審美現代性的研究少有人問津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次，如果我們從西方哲學概念中的“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理論出發，從鮑曼、吉登斯、韋伯、哈貝馬斯的理論出發，照搬西方現代性的理論知識應用到中國獨特的文化語境中，我們很難在中國電視的實踐中找到和西方理論中描繪的形態一致的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特徵。中國的現代性發展和中國獨特社會發展歷史相關，而中國電視的審美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幾千年來積澱的民族審美特定心理，更和當代中國複雜的政治、消費等力量的博弈有千絲萬縷的聯絡，以現代性理論來切入中國電視審美，無疑要經過更多的'理論甄選和考慮。
最後，我們必須清楚地意識到，電視的審美現代性問題本身就不可能是一個單純的美學問題。香港電視學者馬傑偉提到了大眾傳媒的另一個特點,“大眾傳媒有一種二元性，它是物質（material）和論述（discursive）的，經濟（economic）和象徵性的（symbolic），也是工業的（industrial）文化（cultural）的，兩種面相互為因果，不能分割。”可惜，很少學者同時承認這兩個面相，只集中研究其中一個方面，往往就忽視了另一個方面的重要性。所以當下的中國電視研究常常出現一個斷層，把媒介的二元性分家，要麼單純強調、要麼完全忽略。這就是電視研究中兩個傳統學派互不往來，甚至是同行相輕的不良後果。和世界上大多數的電視行業一樣，中國電視的這種二元性顯而易見，物質和論述、經濟與象徵、工業及文化等二元特徵明顯，並且和影響力巨大的政治力量一起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和電視的產業化、消費社會的背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要研究中國當代電視審美現代性的問題，必須充分考慮這些因素，並深入研究背後錯綜複雜的場域。中國電視審美現代性的研究是一個跨學科的、多方位的研究，它必然要求我們擺脫原有美學研究的侷限性，找到更加廣闊的社會文化參照體系，重構我們考察審美現代性的視角。這就要求我們的電視審美研究不僅僅是文化的、論述的思考，更要有工業的、制度的考慮。
綜上所述，研究中國電視審美現代性問題，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撇除陳舊的理論觀念，理性認識電視藝術。黑格爾的藝術論並不假定藝術是靜態的，藝術可能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因而人們不應該用過去藝術形式的標準來限制其後時代的藝術。“我們可以利用黑格爾提出的這一睿哲之見論證大眾文藝是一種全新的藝術形式,一種新時代中出現的新藝術形式。”在中國，將電視作為一種藝術進行探究是創新的、進步的理論。在此基礎上，區分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的差別，並將中國的本土意識放在首位，看清現代性的中西差異，對中國當下電視審美雜糅及價值取向、中國電視審美的不同現代性話語、現代性審美特徵及其後現代轉向等進行分析，並大膽對其進行批判和重構。那麼，中國電視審美現代性問題研究將是一個很好的待挖掘的理論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