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哲學是中國文化的核心
“新文化運動”時期，中西文化論爭如火如荼之際，梁漱溟力排眾議’提出了個性鮮明、見解獨到、自成一家的中國哲學觀，旨在尋找中國文化及其哲學擺脱困境、走向復興的途徑。嚴格地説，梁漱溟的中國哲學觀是文化哲學觀，其中心問題是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問題。
當時的知識分子看到在中西文化的對抗中，西方文化絕對地壓倒中國文化，有人便因此主張將中國文化根本打倒，連根拔掉！這實際上是“全盤西化”論的先聲。站在維護中國文化的立場，梁漱溟當然反對這一主張。問題在於面對中國文化的現實境遇，要肯定中國文化，就必須對它的合理性、正當性特別是在現時代的意義和價值作出讓人信服的論證：“東方化究竟能否存在？”
梁漱溟認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生活的樣法，而“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生活樣法不同根本上在於意欲的不同（方向），也就是生活態度（人生態度）的不同。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只要去看作為文化根源的意欲，即人生態度。中、西、印三種文化分別代表着人類文化可能的三種類型、三種路向。
西方文化代表着第一路向，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奮力取得所要求的東西，設法滿足其要求。第二路向的代表是中國文化，以意欲調和折中為其根本精神，遇到問題不去要求解決、改造局面，而是要求我自己的滿足，隨遇而安。第三路向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走這條路向的人，遇到問題就想根本取消這種問題或要求，第三路向以印度文化為代表。
梁漱溟認為，人生態度和方向沒有不偏的，都有其好的地方，都有其不好的地方；無所謂哪個文化就是好的文化、合用的文化，哪個文化就是不好的文化、不合用的文化。代表人類三種不同人生態度的中、西、印文化沒有是非之分、好壞之別。這樣，樑漱濱以其相對主義的文化觀肯定了中國文化的合理性、正當性。
然而，對不同文化的選擇卻有一個是否合于時宜的問題。梁漱溟認為代表三種人生路向的中、西、印三種文化構成世界文化的三個時期、三個步驟。在梁漱溟看來，人生不外三種問題：（1）物質生活問題，主要表現為人與自然的關係。（2）社會生活問題，主要表現為人與人的關係。（3）精神生活問題，主要表現為人與自身的關係。以西方文化為代表的第一路向是生活本來的路向，這條路走到今天，成就了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中國人不待把第一條路走完，便中途拐彎到第二路上來，着力解決人生的第二種問題，即社會生活問題。中國文化把以後要走的路提前走了，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形態，少有對自然的改造，欠缺西方走第一條路所成就的科學與民主。世界文化的第二步驟就是指中國文化的復興。代表第三路向的印度文化，着眼於人生的第三種問題，即人與自身的關係問題。中國文化復興之後將繼之以印度文化復興。西方意欲向前改造環境以求滿足的路已經走到了盡頭，人類開始轉人人對人的問題的時代，中國文化第二路向的人生態度正是世界文化的出路所在。梁漱溟的世界文化三期説表明了他在文化觀上的歷史進化論的立場，論證了中國文化在現時代及未來人類文化發展中的價值和意義。
梁漱溟的三種文化類型説強調了文化的個性、特殊性及其形成的原因，而世界文化三期説則強調了人類文化的共性、普遍性及其形成的原因。文化就是人類的生活，人類的生活是一個整體，變動中又有相對穩定的東西，那就是形成該文化的人生態度。一方面，梁漱溟始終強調人生態度決定文化的發展方向，對於一種文化而言，人生態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梁漱溟認為一種文化存在的歷史條件發生改變，人生態度也會隨之發生變化。梁漱溟的文化觀主要由文化相對主義和歷史進化論構成。文化觀上的相對主義的立場使他沒有因為歷史進化論的立場而深陷絕對主義進化論的泥淖、得出“全盤西化”的結論。文化觀上的歷史進化論則使他在肯定中國文化的同時認識到中國文化的缺陷及成因，這為他的全面吸收、借鑑西方文化的主張提供了依據。在新文化運動中，梁漱溟被認為是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不過，梁漱溟保守卻不守舊。他認為中國文化的出路是“對於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出來”。—是堅持中國文化的根本——中國人的人生態度，二要吸收西方的民主精神、科學精神。梁漱溟認為西方文化中的科學和民主是人類文化普遍性的因素。中國文化要成為民族的、個性的，也必須是世界的、普遍的。他説東方化（實質是中國化）還是要連根的拔去，還是可以翻身呢？此處所謂翻身，不僅説中國人仍舊使用東方化而已，大約假使東方化可以翻身，亦是同西方化一樣，成一種世界的文化。現在西方化所謂科學和‘德謨克拉西’之二物，是無論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
中國哲學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和核心。梁漱溟認為哲學就是有系統的思想，首尾連貫成一家之言。而思想是對宇宙、人生各種問題所抱的態度和意見？。態度是思想的中心，它關乎人的情感和意志；意見則關乎人的理性。哲學的中心就是人生態度。梁漱溟把文化的根本問題歸結為人生態度問題，其實就是把文化的根本問題歸結為精神問題、思想問題、哲學問題。人生態度在一種文化中一旦成為人們的自覺認識，就有可能轉化、提升為一種思想乃至哲學，並在文化的發展中得到傳承。中國人的人生態度在中國文化的歷史發展中早已凝聚成中國人普遍認同的思想和哲學，這樣，藴含着中國人人生態度的中國哲學自然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和核心，並得到肯定。現在，中國文化的更新關鍵是作為中國文化核心的中國哲學的更新。
二、中國哲學的更新一從古代玄學到現代哲學
中國哲學的更新與中國學術的特點直接相關。梁漱溟把中西學術的不同概括為科學與玄學（藝術）的不同：西方的科學精神就是一定要求一個客觀公認的確切知識。一切要根據科學，用科學方法把許多零碎的經驗、不完全的知識經營成學問，科學研究的是多而且固定的現象，對事物的認識是理性的、分析的，所用的觀念明白而確定。中國的玄學（藝術）精神全然蔑視客觀規矩，強調心心傳授，強調天才祕巧。玄學所講的是一而變化、變化而一的本體。玄學對事物的認識總是直覺的、整體的，所用的是無定實的觀念，如陰陽等。
梁漱溟認為，中國人大半喜歡拿陰陽等來講學問，其結果是一切成了玄學化的東西，有玄學而無科學。顯然，中國古代哲學是無處不適用的玄學，或者叫形而上學，而不像西方哲學以一門完整、獨立的學科體系的形態存在。為了強調中西方哲學的區別，梁漱溟常常用玄學、形而上學來指稱中國古代哲學。
雖然中國古代哲學以一種普遍的思想、觀念、態度的形態存在，但梁漱溟認為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説中國古代沒有哲學。梁漱溟對“哲學”的理解超越了西方傳統的哲學觀。在他看來，哲學就是有系統的思想，哲學與科學有相通之處又有根本的不同，科學對世界的認識依從於客觀，不夾雜主觀的好惡取捨；
哲學對世界的認識同樣不能無視客觀事實（這與科學相通），但帶有主觀的好惡取捨，而主觀的好惡取捨寬泛地説就是人生態度。西方哲學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是哲學形態的西方文化。玄學是中國文化的產物，是哲學形態的中國文化。要回答中國古代有無哲學的問題，前提是明確什麼是哲學。實際上人們常常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拷問中國哲學，這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體現。梁漱溟以其相對主義和歷史進化論的文化觀不僅否定了西方中心主義，而且充分論證了中國文化的意義和價值。站在文化普遍性和歷史進化論的立場，梁漱溟基本上同意孔德關於人類文化由宗教、玄學（哲學）向科學進化的觀點。中國人第二路向的人生態度比西方少走了一大段路，知識未開，尚未走出宗教玄學的圈，中國哲學需要實現從古代玄學到現代哲學的轉變。中國古代玄學的缺陷在於欠缺科學的方法和知識，現代中國哲學需要像西方哲學一樣，把具有人類文化普遍性的科學方法和知識作為自己的基礎：“怎樣引進這兩種精神（科學與民主——引者注）實在是當今所急的；否則，我們將永此不配談人格，我們將永此不配談學術。”⑴209中國哲學的更新就是實現作為一種普遍的思想、觀念、態度的古代玄學向一門獨立學科（科學）——學術的現代哲學的轉化。
現代中國哲學必須引進西方的科學精神、科學方法，把知識研究作為自身的基礎，但不能再走西方哲學的老路，變成科學哲學，而是應當保持自己的特性。西方科學哲學照搬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把整個宇宙當成一個絕對的、呆板的存在去研究，有意無意地把哲學等同於其他科學，喪失了哲學自身的獨特性，導致西方哲學的大衰竭。傳統的中國哲學——玄學所以站得住，就在於沒有陷人西方、印度哲學的錯誤。梁漱溟説這隻有闢出一條特殊的路來，同宗教一般的具奠定人生勖慰情志的大力，卻無借乎超絕觀念，而成功一種不含出世傾向的宗教；同哲學一般的解決疑難，卻不僅為知的一邊事，而成功一種不單是予人以新觀念並實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學。”也就是説，現代中國哲學應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堅守第二路向的人生態度，勖慰中國人的情志，又要避免走向宗教；二是奠基於科學知識之上，能解除人們理智上的疑惑。
三、中國哲學的特質
梁漱溟從中國哲學的問題、中國哲學的方法、中國哲學的本質、中國哲學的目的等方面與西方哲學比較，來揭示中國哲學的特質。
（一）中國哲學的問題：內在的生命
梁漱溟認為中國形而上學（中國哲學）的問題與西洋、印度全然不同。古代西方的形而上學圍繞着對於宇宙本體的追究，他們理解的本體是呆板的靜體。中國古人對諸如宇宙本體這樣呆板靜體的問題一般都沒有多少興趣。他們多是關注運動、變化的事物——生命，探索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梁漱溟認為，西方哲學之所以走向“科學哲學”，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第一路向的人生態度使哲學與科學具有共同的問題意識，這使西方哲學容易喪失自身的獨特性，模糊與其他學科的界限。中國人持調和持中的人生態度，認為宇宙間實沒有那絕對的、單一、極端、不調和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是相對、平衡、調和的，他們感興趣的是宇宙的變化流行，因而着眼於內在生命。
直到今天，許多人都基於對西方哲學的理解，把哲學理解為形而上學，哲學主要是探究宇宙本體是什麼的問題。依據這種哲學觀，有些人否定中國哲學的存在，更多的人常常用西方哲學的問題硬套中國古人的思想，或者隨意裁剪中國古人的思想。如，馮友蘭與熊十力對古代中國哲學所講的“良知”的認識就有很大的不同。馮友蘭認為良知是個假定，而熊十力則認為良知是真真實實的，而且是一個呈現，須要直下自覺，直下肯定。牟宗三認為，這一分歧在於馮、熊二人對“存在”的認識根本不同，馮友蘭對“存在”的認識停在經驗層、知識層上；熊十力所理解的存在（良知）是內在的生命存在。古人所言的良知是生命的學問，而不是西方“自然”的學問。從“生命的學問”角度看，良知永遠不能客體化，不能對象化，因為良知是內在的生命。只有把主體恢復為主體，把人恢復為人，良知之“明”才會呈現出來。
我們可以將牟宗三對良知的理解看成梁漱溟的中國哲學觀的當代迴響。梁漱溟説，西方哲學“一味向外追求，完全拋荒了自己，喪失了精神，外面生活富麗，內裏生活卻貧乏至於零！”⑴181人們通過西方哲學無法得到對生命意義和價值的確證。在梁漱溟看來，哲學以人生態度為中心，對人、人的生命的關切應該貫穿哲學的始終。中國哲學始終以生命為根本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哲學是生命的學問，最為根本的學問。
（二）中國哲學的方法：直覺與生命的學問相應，中國哲學的方法是直覺。
梁漱溟認為，宇宙的本體是“生命”，是綿延，宇宙現象則在生活中顯現，為感覺與理智所認識。理智適應於研究客觀、靜體的自然。而要認識宇宙的本體——生命，非感覺理智所能辦，必有生活的直覺才行要曉得感覺與我們內裏的生命是無干的，相干的是附於感覺的直覺；理智與我們內裏的生命是無干的，相干的是附於理智的直覺。我們內裏的生命與外面通氣的，只是這直覺的窗户。”⑴146直覺作為一種認知方式，對事物的認知不再停留在現象上，而深入到生命中去，認識的不再是生命的局部，而是生命的全部。這時生命便是渾融而完整的，沒有主觀、客觀的二分。直覺所得不能借助語言、文字表達出來，語言文字只是理智的形式。形而上學研究的是運動變化的生命，所以講形而上學要用流動的觀念而不能用明晰的固定的概念，概念只能詮釋現象。
梁漱溟是現代哲學家中“第一？個倡導直覺説最有力量的人”。為了強調中西哲學的不同，梁漱溟把直覺與理智對立起來，更多地肯定前者，否定後者。在中西學術的比較中，梁漱溟已經指出：“科學的方法所得的是知識，玄學的方法天然的不能得到知識，頂多算他是主觀的意見而已。”⑴35這裏所説的“玄學的方法”就是他倡導的直覺。同時，梁漱溟也認為更新的中國哲學必須吸收西方的科學精神、科學方法，先要進行知識的研究，所謂科學方法恰恰正是他所否定的理智。這就導致了梁漱溟認識上的自相矛盾。
梁漱溟不是沒有覺察到這一矛盾。直覺固然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方法，但中國哲學要建立在科學知識的基礎上，就不能停留在直覺的.方法，而必須探明直覺所特有的邏輯。他説直覺也只能認識那些觀念（陰陽等）而已，他並不會演出那些道理來，這蓋必有其特殊邏輯，才能講明以前所成的玄學而可以繼續研究。……不過我們一定可以知道這個方法如果弄不出來，則中國一切學術之得失利弊，就看不分明而終於無法講求。我們又相信除非中國文明無一絲一毫之價值而已，苟猶能於西洋印度之外自成一派，多少有其價值，則為此一派文明之命根的方法必然是有的，只待有心人去弄出來罷了。此非常之大業，國人不可不勉。”這裏，梁漱溟為現代中國哲學的發展提出了方法論的課題。
（三）中國哲學的本質：理性
梁漱溟認為西方哲學是理智的、科學的，中國哲學是直覺的、本能的。他把理智、本能看成人的兩方面，在理智與本能二分中，更看重人的本能，認為本能衝動是人的生命中最有力量的。直覺源於人的生命，直覺就是生命的本能。梁漱溟理智與本能二分的思想主要是基於西方哲學（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和現代西方心理學的觀點。另一方面，梁漱溟又把理性、科學看成人類文化中的普遍性的因素。由此就可能推導出中國哲學是非理性甚至是反理性的結論，當然，這個結論梁漱溟自己也無法接受。
梁漱溟發覺把本能當作人類的本性極不妥當？。如果把人的生命本能當作人類本性就無法從根本上把人與其他動物區別開來；正是由於人之外的一切動物陷於本能生活中，整個生命淪為個體生存與後代繁衍兩大問題的方法、手段、工具，盡失其生命本性，與宇宙大生命不免有隔。另外，人的生命（生物）本能實際上與其他動物相比反而有所削弱而不是加強。正是人類反本能的理智才把人類生命從動物式的本能中解放出來，不再落於生存與種族繁衍的工具地位，而開始有了自己。理智發展並取代本能，人類生活依賴後天的學習去實現。對人來説本能是工具，理智同樣是工具，人類用理智去認識客觀自然，卻無法認識宇宙的本體生命。梁漱溟認識到先前理智與本能二分不足以揭示人的本性，又回到中國傳統哲學本身。
人的本質在於人所特有的心，這是中國傳統哲學重要的觀點。梁漱溟對傳統思想做了新的詮釋和發展。他認為廣義的心由知與情構成，知包括理智與感覺，情指情志。理智把人類的生命從本能中解放出來，其所得的“物理”，不夾雜一毫感情。人的情志具有是非好惡之情，蠱然與本能相關，卻不一定從本能而來。伴隨本能而與之相應的感情是有所為的，與利害相關；還有一類無私的感情超越了利害，超越了本能。此無私的感情，正是自覺之人心。總之，心是從人的生命中流露出來的，人人所本有，但它絕非本能。人走後天選擇的路，心能戰勝人的本能而統率之，它是人真正的主宰。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梁漱溟把人心細分為理智與理性。理智所得是“物理”，理性所得是“情理”。理智是人心之妙用，理性是人心之美德。後者為體，前者為用，體用不二。人類的生物性本能從屬於理性而涵於理性之中。人心涵蓋了人的本能、理智、理性，理性是人心的本質。由此，他得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是理性的新結論。
（四）中國哲學的目的：思想與人生的統一
梁漱溟以儒學為例闡述這一問題，他説孔家所以值得特別看重，越過東西一切百家的，只為唯他圓滿了生活，恰好了生活，而其餘任何一家都不免或多或少窒礙、斫戕、頹敗、攪亂了生活。”⑴184“孔子的學問就是他的生活”。“在孔子，主要的只有他老老實實的生活，沒有別的學問。説他的學問是知識、技能、藝術或其他，都不對。因為他沒想發明許多理論供給人聽，比較着可以説是哲學，但哲學也僅是他生活中的副產物。……他的道理是在他的生活上。不瞭解他的生活怎能瞭解他的道理”。⑷孔子的學問是生命的學問，孔子學問的出發點和目的在於探尋和實現生命的意義和本質。我們看到，集中記載孔子思想的《論語》，沒有多少思辨性的理論，倒更像是一本人生傳記，點點滴滴中透露着人生的智慧和感悟。孔子的學問只能在孔子的生活中去尋求，我們從他那裏收穫的也不應該是停留在紙上的一套知識理論，而是一種人生態度，這種人生態度能直接影響、指導我們的生活。
中國哲學旨在求得生命，西方哲學旨在獲得知識。梁漱溟這樣講只是就傳統的中西哲學不同的動機、目的而言的。梁漱溟認為，求得生命與獲得知識並非截然對立，而是相輔相成。更新的中國哲學要把實現生命的價值與意義與向人們提供建立在科學知識基礎上的新思想、新觀念統一起來，追求思想與人生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