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職業，讓我常常處於感動之中，因為那種醉酒般的感動，我倍加熱愛我的職業—記者。
記者，是一種需要激情的職業，只有自身煥發了激情，才能用飽含激情的筆去激活別人的激情。
激情來源於感動。
做記者十幾年，每一次採寫，我都被深深地感動，眼含熱淚去傾聽，眼含熱淚去感覺，眼含熱淚去表現。最終把我的感動變成許多人的感動。
當我甩掉皮鞋、扯下筒襪，把一雙赤腳踩在被夏日驕陽曬得燙人的熱土上，聽那位做了腸癌切除手術的村支書對我説：“三年後，你再來，這裏會大變樣！”時，我哭了，我就是這塊土地的女兒，我沒有忘記這塊土地的權利，我只有謳歌這塊熱土的義務。
當我跟着那個奮鬥了大半輩子，已是一名地道的水保專家，卻因為缺少一紙文憑還做着助理工程師的山裏漢子爬上那座大山——那是他和鄉親們治理了十幾年的大山，望着那一塊塊綠補丁般綴在山坡上的油松林、沙棘林，聽着他對着大山呢喃：“這樣一片一片的治下去，這山就不會有傷口了。”他把山上那不長草木的地方叫“傷口”。他只記得此生的責任是醫治大山的傷口，而淡忘了自己心上的傷口。這時，我哭了，我感到我就是這大山上的草木，我沒有忽視大山的理由，只有昭示的責任。
當我採訪了許多人，許多事，含着熱淚寫下了《開放——張家口的里程碑》這篇報告文學，其中多寫了一位領導幾筆，因他的謙虛而未能見報時，我又哭了——為自己的得意之作而不能面世，更為那位領導的高風亮節。許久，我的心底都回響着他的那句話：“那不是我一個人功勞，那是許多人許多年的夢想！里程碑不能靠寫，得靠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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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這樣的採訪都是一種心靈的淨化；每一次這樣的寫作都是一種思想的昇華。我的採訪對象、我筆下的人物感動着我，也提升着我的情操。我從他們身上常常獲得一種崇高感、莊嚴感。這種情感燭照着我的靈魂，默化着我的雜念。十幾年來，作為市級報的記者，我跑遍了市轄13個縣的山山水水，採訪了許多行業的許多人。那些我採訪過的人，發了芽般地長在了我的'心裏，成了鼓舞我向前向上的人生標杆，我從他們身上得到了一種鼓勵，一種鞭策。他們是我永久的朋友。有的我雖然忘記了他們的名字，但我記得他們的形象，記得采訪時的情景，記得寫作時的激動。
那個鄉派出所所長對我説：“為了這一方百姓的平安，大哥豁出去了！”一米八的漢子説這話時流淚了。那個小鎮工商所的女幹部説：“我們的職業是神聖的，請理解我們，敗類只是少數，極少數。”她握着我的手，傳遞過來一種高度的信任和託付。
那幾個税務所的年輕人則讓我的筆發出這樣的呼喚：當你們隨手在飯店的帳單上簽字的時候，請想想納税人和在風雨中推着自行車收税的孩子們吧，他們收那幾個錢多難，多難......
這樣的人和事，讓我常常是寫着寫着就伏在稿紙上哭了。
職業使我擁有許多感動，感動使我生活充實。多年來，我無暇去舔個人恩怨的傷口。我忘記了自己是一個母親，該好好的照顧那個失去父愛跟在我身邊的兒子。一次外出採訪，回來已是半夜，那時我借住着一間小平房，兒子因為害怕把門從裏擦上，蜷縮在牀上睡着了。為了不影響鄰居而能叫醒他給我開門，我只好翻出廚房裏的幾斤蠶豆，站在窗台上，從小窗口把蠶豆一把一把地扔到他身上臉上，直到把他砸醒。看着從睡夢中驚醒的兒子，我的心在流淚：要不是為了進到屋裏趕寫稿子，我寧可宿在屋檐下 。我也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女兒，該好好的孝順那年邁的父母。我曾用玩笑的口吻對父親説：“爸，您看我多忙。您若生病了，我可顧不上照顧您。”父親把我的玩笑記在了心裏，真的一天也沒有用我照顧，就被急性腦溢血帶走了生命......跪在父親靈前，我在心裏説：爸爸，我要為你寫一篇文章，你是一名普通的黨員，卻有着崇高的信念，公家的概念在你心裏至高無上。為了給公家節省醫藥費，你連個血壓也沒有量過就走了......寫完之後，我再也不寫了。我已經40多歲了，跑不動了，也跑不行了，我想安安穩穩地做做編輯。我未能為你盡孝，我要加倍孝順我的母親......
然而，我未能做到這一點，風燭殘年的母親更多的還是為我操勞，替我擔心。因為如父親般的普通人讓我感動，讓我把對父親生前死後説過的話不算數，我無法拒絕那些普通人給予我的崇高的感動。只是，父親的去世使我對平凡生命的超凡價值有了更深的感悟，使我筆下的文字變得更凝重，更深情，也更多了一些思考和責任感。
於是，我寫一位女評酒員——《生活是一杯酒》，似乎是寫我和她一樣的人生步履——那是酒後的步履，跌跌撞撞，磕磕絆絆。
我寫一名和我同齡的植樹模範、全國人大代表——《袁妙枝種樹》，深切地感到：女人不僅僅是花，也可以讓生命長成一棵葱鬱的樹，她抽出的枝是樹本身，而我抽出的枝叫新聞。我們都可以讓自己的生命之樹枝妙葉茂。
我寫那些養路工，跟着他們看車來車往，望雲捲雲舒，我感到他們的心胸就是一條上等路：寬廣、平坦、豁亮。他們的身軀也是一條上等路；堅強、結實、負載承壓。。。。。。
當我的故鄉發生地震時，我先後7次赴災區，寫出了《災難是一種凝集力》、《真是軍民魚水情》等長篇通訊、報告文學。當我拉着為老百姓搭建臨建住房的小戰士的手，這時我感到，我是在抓着兒子的手。是啊！他們比我的兒子多不了多少。那手裂着血口，腫的如饃，黑的似碳。我緊緊的握着那温熱的大手，母親般地流着淚，母親般地表達着我的心疼，直到風雪把臉上的淚吹得結了冰。
當朱總理就治理沙塵暴來張家口視察走後，我沿着總理的足跡也走了一遭，採訪了上至市、縣領導，下到村民翁嫗近百人，寫出了《機遇來了，張家口準備好了嗎？——總理視察後的熱效應和冷思考（上、中、下）》一文，被一位新聞界的老前輩稱為對市領導的決策有啟發意義並因而獲全國二等獎後，我更加清醒地知道：一個記者的感動緣於職責歸於職責。
説真話，多少年來，被“寫”折騰得苦不堪言。有時寫得煩躁不安，便踏上自行車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蹬一圈，但腦子裏還是想着要寫的那些人和事。夏日，悶在那間8平米的小屋，任汗水淚水塗抹在臉上；冬天，聽着塞外冬夜的風鳴鳴地打着窗櫺，我曾在心裏下過不再寫的決心。我甚至和女友開玩笑説，想辭了職買一台編織機，去給人們加工毛衣。但我最終還是寫，寫了一篇又一篇。促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筆的，不是名，不是利，只是那份叫人動心動肺的感動。一些年輕人説：“老大姐，你怎麼還在寫？”是啊，我什麼時候才不再寫了呢，那只有我的心不再被感動。但只要讓人感動的人和事存在，只要讓人感動得精神不滅，只要我感受感動的神經不發生故障，我會一直寫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