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之所以能成為名人,是因為他們做到了常人無法勝任的事情,是因為他們懂得常人不懂的道理。下面有本站小編整理的歷史名人故事優秀篇，歡迎閲讀!
再高几釐米就會倒塌
魏源是近代史上傑出的思想家、改革家、史學家、地理學家和文學家。人們常常稱讚他博古通今、造詣精深。人們所不知道的，是與他同時代的另一位英才。
這位英才的名字叫石昌化。
魏源15歲在縣試中，認識了小他一歲的競爭對手石昌化。主考官發現這兩人年齡雖小，文章都屬上佳。因為難分伯仲，便將他倆同時“拔置前茅，贊為雙璧”。第二年，魏源和石昌化又同時參加了“府試”，分別獲得冠軍、亞軍。
魏源能成功，絕對是“梅花香自苦寒來”。他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甚至因為在書房裏待得太久，連自己家的僕人都認不出來了。
石昌化在認識魏源後，感到自己的見識與學問與魏源還有一段差距。一心爭強好勝的他開始琢磨，自己該如何縮短差距，趕上魏源呢?
石昌化開始給自己加碼：魏源讀書讀到三更，那我就讀到五更。魏源讀到五更，那我就通宵熬夜。如此拼命的他沒想到，“梅花沒香苦寒枯”。由於過分刻苦，石昌化患風寒引發癆病，進而嘔血。
身體垮了，學業也就無從繼續，這個早年與魏源站在同一起跑線的神童，因為過分苛求自己，失去了參加殿試的機會，“以病劇而不得與魏同捷”。
魏源不努力，絕對成不了魏源，石昌化過於努力，卻只成為歷史上的一個無名小卒。
你知道大樹最高能長多高嗎?科學家説，一棵大樹再怎麼具有生命力，也只能長到122米到130米，不是大地撐不起它，而是它自己撐不起自己。在 130米的極限，再長一米，甚至哪怕幾釐米，都可能自己壓垮自己，轟然倒塌。其實在人生中，讀書、工作、理想都是如此。要十分努力，卻不可超出自己的能量極限，尤其不能把別人的高度當成自己一定要達到的高度，否則往往不成功，卻逼苦了自己。
魯迅與車伕的幾件小事
20世紀上葉的舊中國，人力車伕作為下層社會的一部分飽受歧視和壓迫，甚至有大學教授説：“如果詩歌描寫車伕，就是下流詩歌。”但魯迅就在這個時候寫下了震撼心靈的《一件小事》。發表於1919年底的這篇小説，讓人們感受到了高尚人格的力量：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
這篇小説或許有虛構的成分，而實際上，魯迅和車伕之間，曾發生過不少尋常而感人的故事。據魯迅日記記載：
1913年2月8日，“上午赴部，車伕誤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數人突來亂擊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歎!”。魯迅痛感世道不公，人性扭曲，弱肉強食，無理可講，其激憤之情溢於言表。
1915年5月2日，“車伕衣敝，與一元”。
1916年5月17日，“下午自部歸，券夾落車中，車伕以還，與之一元”。
1923年3月25日，“黎明往孔廟執事。歸途墜車，落二齒”。此事在日記裏述焉不詳，但在《從鬍鬚説到牙齒》一文中卻有補憶：“天氣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帶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裏的。那車伕，我相信他是因為瞌睡，胡塗……自己跌倒了，並將我從車上摔出。我手在袋裏，來不及抵按，結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門牙為犧牲了。”魯迅言語間幽而默之，並無任何責怪之意。而且這種事情無獨有偶，1912年8月7日，“午歸寓途中車僕墮地，左手右膝微傷”。魯迅對此也僅是輕描淡寫而已。後來魯迅之所以對“墜車落齒”舊事重提，其實是為有關他缺齒的傳聞澄清事實，以回擊謠言和中傷。
20世紀20年代末，新興的交通工具有軌電車和公共汽車開始在國內發展，很多人力車伕陷於無以謀生的困境。於是北京數千車伕組織暴動，上街搗毀電車，遭到當局的殘酷鎮壓，許多車伕慘遭殺戮。魯迅在1929年11月8日給章廷謙的信中憤慨地説：“近日之車伕大鬧，其實便是失業者大鬧，其流為土匪，只差時日矣。”
夏日的上海天氣炎熱，柏油馬路上如火烤一般，人力車伕們嗓子焦渴，有時連話都説不出來。魯迅和內山完造商定，在內山書店的門前設一茶桶，免費供給人力車伕等隨時飲用。此事在魯迅日記中亦有記載：1935年5月9日，“以茶葉一囊交內山君，為施茶之用”。
周曄在《我的伯父魯迅先生》中寫了魯迅晚年的另一件事：一個寒冷的黃昏，北風呼嘯，周建人一家三口去魯迅家串門。在離魯迅家不遠處，他們看到一個黃包車伕坐在地上呻吟。原來他光着腳拉車，不小心踩在了玻璃上，玻璃片插進了腳底，鮮血淋漓，傷痛難忍，無法回家。周建人問明情況，趕快跑到魯迅家裏，不一會兒，就同魯迅一起拿了藥和紗布出來。“他們把那個拉車的扶上車子，一個蹲着，一個半跪着，爸爸拿鑷子給那個拉車的夾出碎玻璃片，伯父拿來硼酸水給他洗乾淨。他們又給他敷上藥，紮好繃帶。”魯迅還送給那個素不相識的車伕一些錢，囑咐他在家多休養幾天，並且把餘下的藥和繃帶給了他。
魯迅與車伕的這些事，對魯迅偉大的一生來説，只是平凡小事，但也足以反映出魯迅對下層民眾樸素而深沉的愛。
康有為曾是炒房高手
中國傳統文人，通常羞言金錢，以“銅臭味”鄙視之。故不少優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產，不諳經營之道。但也有例外，既才華橫溢，文思敏捷，又具備超人的經濟頭腦，懂得理財。康有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對房地產有着敏鋭的判斷力，好幾次牛刀小試，便獲利不菲。其點子之準，下手之穩，就算現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為流亡海外多年，其間得到了許多愛國華僑的慷慨資助，這是他得以周遊列國的重要經濟保障。但他也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賺了不少錢，特別是在房地產上屢有斬獲。
比如1906年春節期間，他訪問墨西哥，受到當地隆重接待。當時墨西哥城正在籌款修築有軌電車，他敏鋭地意識到電車軌道經過的地方，必將成為人氣旺盛的商業圈，地價必定隨之飆升，這是一個十分難得的賺錢的機會，便大量購置電車軌道經過之處的地產。沒過多少日子，這些地價果然上揚了好幾倍，他輕輕鬆鬆獲得了 10多萬銀元的贏利。
應該説梁啟超也是賺錢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會”的名義，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華僑集資，在上海創辦“廣智書局”和“新民叢報社”。他憑藉自己的知識資源，佔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萬銀元。當時康有為因逃避清政府追殺而避居印度吉大嶺，經濟陷於窘境，他得知後馬上匯出1800銀元，資助康有為。
有道是“此一時，彼一時”，當康有為在墨西哥的房地產上狠賺了一筆之時，梁啟超的“廣智書局”卻陷入虧損的窘境，康有為得知後馬上寫信詢問梁啟超需要多少錢?梁啟超回信説：“每年費用3000銀元。”康有為立即匯出5000銀元：給梁啟超本人3000銀元，給梁啟超在澳門的家屬1000銀元，給梁啟超的兄弟學費1000銀元。出手之闊綽，堪與當今那些房地產老闆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結為同盟早已美名遠揚，在經濟上互相施以援手，也傳為佳話。
康有為晚年經濟狀況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為55歲那年結束流亡生涯回國，廣東政府發還了被清朝政府抄沒的康氏家產，並加發官產作為對康有為流亡15年的賠償。資本貴在積累與增長，康有為非常清楚這一點，通過炒房地產來獲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戲。他於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賃上海新閘路16號辛家花園，每月租金120銀元，一住8年。這期間他看到上海房地產的升值潛力巨大，便馬上變賣了廣東的房產，在上海買入地皮。沒過多久，上海的地皮飛漲，康有為又大賺了一筆。接着他又投資交通幹線附近的房產，同樣獲利頗豐。
1921年，康有為在愚園路自購地皮10畝，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園住宅，取名“遊存廬”，十分豪華。晚年時他還在別處修建、購買了3座別墅，分別為杭州西湖的“一天園”、上海楊樹浦的“瑩園”和青島的“天遊園”。“一天園”佔地30餘畝，歷時4年才建成。“瑩園”建成後轉讓給別人，屬於短線投資項目。青島的“天遊園”原來是總督樓，康有為購買後加以改擴建，他的生命最後終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