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古代可持續發展思想 演進 借鑑
人類文明的歷程便是人與自然協調的過程，人類改造自然的歷史，便是一部環境保護與破壞的衝突史。經濟學最理想的狀態便是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經濟機制與生態機制的和諧。然而，文明的歷程往往忽略了把握人與自然的結構，歷史深處的憂慮被現實證明之後，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走過的路程。當我們重新掃視中國興衰的歷史座標時，會清晰地發現，中國古代可持續發展思想與當代提倡的可持續發展內涵是殊途同歸的。
（一）
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搖籃，從仰韶文化開始，經歷農業技術進步的龍山文化時期，到夏代初，這裏的農業已有了3000年曆程。當時實行大面積的“刀耕火種”，《管子·揆度》中講道：“黃帝之王，……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而我們的祖先很早就萌生了持續發展的思想，最初是不自覺的，甚至迷信的。人們曾把山川與百神一同祭祀。《詩經》中有“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①的説法，《國語》中又指出，九洲山川河湖，生產物質資源，所以要保護和祭祀。
可持續發展最本質的涵義在於通過闡明人與自然關係的極端重要性，明確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力，使人類經濟活動合乎理性，形成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之間的良性循環，其突出標誌是資源的永續利用和良好的生態環境。經過漫長的演進，人們對生態資源的保護由不自覺的、模糊的階段發展為自覺的清晰的階段。到東周時，其目的已相當明確。它承認了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的開採的不可否認性，但主張合理而有計劃地應用。春秋時已有保護正在懷孕和產卵的鳥獸魚鼈以永續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的法令；孔子主張“釣而不綱，弋不射宿”②，避免生態資源發生代際供求矛盾；荀子在《王制》中講道：“草木繁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禮記·月令》中更有氣候、生態和社會協調發展的思想：孟春，草木萌動之時，“犧牲毋用牝（母獸），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管仲指出，“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
先秦這種永續發展的思想，主要服務於農業生產，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到秦漢時，理論上已達到較高境界。漢高祖劉邦的後代劉安邀集賓客合寫的《淮南子》，對先秦環保思想作了系統總結，是古代生態環境保護最完善的論述。其中，《主術訓》中有一段話，集中體現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內涵：“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故先王之法，……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認為這樣才會出現草木繁華，物種繁多，生機勃勃的景象。
生態效益是形成經濟效益的環境基礎，而經濟效益則是生態效益得以改善的外部條件和社會環境。賈思勰對於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係，指出：“豐林之下，必有倉庾之坻”。唐宋時期許多詩詞也反映了這種思想。明代朱熹提出“天人一理，天地萬物一體”之説，確定了人與自然關係的基本內涵與原則，與今天我們倡導的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觀點是一致的。
然而歷史證明，經濟發展往往付出沉重代價，即生態環境的破壞，經濟依賴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支持，因而，對資源的開發利用（客觀地説，某種意義上的掠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理性的人類應該學會在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間尋找平衡，而不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超越資源環境的承載極限，因為生態的退化往往是不可逆的。歷史上慘痛的教訓數不勝數。《水經注》中記載越王勾踐的採伐，“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不久，又“使樓船率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為桴”。如果説，“天生我材必有用”，況且他的行為對於當時森林資源豐富的時代講，危害性尚可忽略，那麼，歷代大興土木，毀林建都，造成荒漠化、沙化和植被退化，日積月累，造成長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原始森林全面縮減，則是毀滅性的。尤其元建都大都，大肆砍伐原始森林，有人在詩中憤怒地寫道：“灤人毀巨鬆，童山八百里”。這同時造成水土流失，泥沙淤積，許多河道曾有的舟楫如雲，千帆競發的局面已成如煙往事。加之長期列國紛爭，伐木立寨，甚至毀林滅敵，無休止的破壞欠下了難以彌補的生態債務。人是自然最大的受益者，也成為最大的破壞者。對此，朱熹在《孟子集註》中指出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清代散文家梅曾亮分析指出，開墾山地造成水土流失殃及平地山田。但這些寶貴思想多在血與火中淪陷，對環境的掠奪卻日積月累，成為今天許多地區千瘡百孔的悽慘景象的歷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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