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性社會科學在帶來理論整合的同時，也為當代社會科學哲學開啟了新的議題和張力，以下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反身性社會科學解讀的論文範文，歡迎閲讀參考。
長久以來，討論社會科學哲學問題時最常見的開場白莫過於談實證主義和非實證主義---主要是各種解釋學和批判理論---之間的爭論了。這一系列論戰包括了科學的統一性還是特殊性、説明還是解釋，價值無涉還是批判等問題。可以説，圍繞實證主義的論爭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構成了社會科學哲學的核心問題域，它“形塑了社會科學的自我理解”[1]10.但進入當代以後，社會科學哲學中原有的實證主義---反實證主義的理論演進線索開始逐漸隱匿。建構論等新興學説的發展，消解掉了原有爭論各方共同的哲學基礎---即對社會科學本身的現代主義理解。因此，在審視當代社會科學哲學時，便需要尋找另一條線索、另一種範式，來為當代社會科學哲學提供一個新的討論平台。
一、當代社會科學哲學中的反身性意涵
儘管近些年沒有再出現---也不可能再出現---新的、像實證主義那樣具有“大一統”色彩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案;但是，從當代鬆散的社會科學研究中還是可以總結出一些共同特點，例如對總體性概念的摒棄、對生活世界的迴歸以及對行動和實踐的強調，等等。其中，“反身性”(reflexivity,亦作“反思性”、“自反性”)作為這一時期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的關鍵詞，可以成為描述當代社會科學特徵的核心概念。近20年來，反身性作為一種新的方法論視角，開始大量出現在各類社會科學的研究文本當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2].儘管在符號互動論、常人方法論、強綱領、雙重解釋學以及反思社會學那裏其含義各不相同，但總體上，反身性意味着：當代社會科學的知識和實踐本身同社會科學對其知識和實踐的反思日益糾纏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看，近20年來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話語以及圍繞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各類表述等大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反身性特徵。吉登斯曾在三個不同議題上使用反身性一詞，這基本涵蓋了社會科學領域反身性概念的語義範圍：
第一，行動的反身性，即作為觀念動物的主體擁有反過來針對自身並監控自身行動的能力;第二，社會科學的反身性，即社會科學生產的知識會注入所描述的現實中，促使現實發生扭曲，反過來影響社會科學知識自身的效度;第三，社會的反身性，即社會的演進使其具有控制和規劃自身發展的能力[3]40.根據這一劃分，反身性學説至少在兩個層面上重新定義了當代社會科學實踐：第一是在作為研究對象(object)的日常行動者層面。反身性概念通過強調行動者針對其行為的反思能力、概念建構和意義生成能力，將行動者的主觀知識、生活世界等議題置於社會科學知識的中心地位。可以説，反身性視野下的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意指對於社會行動者知識的研究，社會科學便成為吉登斯所謂“雙重解釋學”(doublehermeneutics),在社會科學的專業性知識與社會行動者賴以展開社會生活實踐的日常知識之間呈現出一種交互性的(reciprocity)、雙向的(two-way)以及辯證的關係[4].社會行動者的主觀經驗、實踐等構成了社會科學的基礎性內容。
第二，反身性更為重要的含義，體現在作為主體(subject)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層面，即反身性的概念催生了反身性的社會科學實踐。反身性社會科學的基本假設是：在社會科學中，研究者不再能夠將自己從他/她的研究對象---即社會中剝離出來，進行所謂“客觀的”研究，因為社會研究者自身便是它的研究對象的一部分。因此，他/她必須在研究過程中詢問自身的角色、自己同研究對象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總之，須對研究本身進行反思。與作為研究對象的行動者一樣，反身性的社會科學同樣也指向了當代社會科學中“行動者的迴歸”(thereturnoftheactor).這種行動者的視角作為社會科學話語的一部分，會參與塑造社會科學知識的形態。與此相應，社會科學也摒棄了實證主義式的普適性真理觀，成為一種社會情境化了的(sociallycontextual-ized)知識形式[5]367.
總之，所謂“反身性轉向”(thereflexiveturn)不僅使社會科學研究的議題發生了改變，同時也改變了社會科學的自我認知，標識了一種新的認識論原則。而反身性視角的哲學基礎，則是以建構論為代表的後實證主義科學觀，這種科學觀認為，科學本身並不能直接反映實在，它只能通過特定的認知結構來把握實在。而認知結構本身則是一種構造物(construct),是一種介乎科學和實在之間的“中介知識”(amediatedknowledge)[1]137.這種構造物的建構過程受制於科學研究者的觀念、思維框架、研究範式以及方法論原則。從這個意義上，(社會)科學建構了它的研究對象;這同時也意味着，建構論的社會科學具有了反身性的特徵。
二、反身性社會科學與立場認識論
在反身性視野下，當代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自覺地將社會科學自身納入研究視域，對其進行審視、反思和批判，體現為各種以反思社會學(reflexiveso-ciology,或稱反身性社會學)為標籤的學説。早在20世紀70年代，古爾德納(A.Gouldner)便將反思社會學界定為“社會學家同社會之間的關係”[6].
進入當代，各種帶有反身性意味的理論紛紛出現。其中，布迪厄將社會學知識的反身性同其客觀有效性明確地聯繫起來。他提出，對社會學實踐本身進行社會學的審視，即所謂的“參與性對象化”(partic-ipantobjectivation)是保障社會學知識不被各種“偏見”---例如唯智主義偏見、“學究謬誤”(scholasticfallacy)等---所矇蔽、而對其客觀性造成損害的前提條件[7].布迪厄鼓勵研究者對自己的實踐採取批判態度，即“對象化對象化”(objectifyingobjectiva-tion),並認為“社會學的社會學”(sociologyofsociol-ogy)是社會學認識論的一個根本向度[3]100.與布迪厄對客觀性的追求相比，吉登斯則更為注重社會科學知識同日常現象之間的反身性建構關係。他的雙重解釋學不僅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已經被日常知識所建構了的;還認為這二者的反身性關係是相互的，雙方都會對彼此的闡釋進行再闡釋：社會科學所使用的概念源於常識，社會科學的專業知識也會返還、滑移(slippage)、滲透甚至消失在日常生活中，成為研究對象的一部分[8].
反身性社會科學的一項重要後果，是催生了以女性主義認識論為代表的“立場認識論”(standpointepistemology).近些年，隨着建構論的視角革命，傳統馬克思---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的核心議題，即“知識的創生過程中，知識主體扮演的角色”問題再次受到了人們的關注。一些新的社會立場理論，如探討性別問題的女性主義、討論種族問題的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racetheory),以及探討西方與非西方關係的後殖民主義、邊緣化理論(marginalizationtheory)等，以更為激進和前衞的姿態以及更為精緻的理論形式，對傳統的知識觀進行顛覆。這些基於社會立場的認識論深受文化多元主義的影響，認為知識從來都不是中立的，而是相對的，是認知者立場和主觀經驗的話語表達;並且，在知識生產與政治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在各種立場認識論中，女性主義認識論形成了較為系統的表述。
女性主義認識論儘管具有不同的形式，但其核心觀點具有一致性，都認為社會現實是一種性別建構。諸如史密斯(h)、哈丁(ing)等女性主義者進一步認為，(社會)科學知識也是一種性別建構。科學知識實際上是男性經驗的理論性表達，它天然地包含着男性所特有的思維特質以及“男性氣質”(masculinity).與此同時，女性所感知的世界與傳統科學知識所描述的“客觀”世界之間存在着深刻的斷裂。史密斯提出“分裂的意識”(bi-furcatedconsciousness)來描述這種區隔[9].哈丁則在其作品中，對存在於問題界定、闡釋以及批判過程中的性別偏見進行了分析[10-11].通過揭示這些偏見，女性主義者試圖探索女性社會經驗的性質，一方面批判原有的科學觀，另一方面則試圖發展出一種關於知識和科學的不同的認知視角，進而形成一種新的、女性中心(gynocentric)的科學[12]538.總體上看，女性主義認識論儘管遭受很多批評---例如它對於性別的本質主義假定、對於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不對稱性審視(傾向於賦予被壓迫者認識論層面的特權)、濃厚的相對主義氣息等，但由於同當代社會科學在反身性層面上的契合，以及強烈的批判意識---它挑戰了那種將科學作為一種純粹認知體系的觀點，倡導將多樣化的人類經驗和知識形態納入傳統意義上由男性主導的社會科學---故依然有着廣泛的影響[13].
三、反身性社會與行動者的視角
反身性特徵除了體現在社會科學的認知層面，也體現在圍繞當代社會和日常行動者的理論表述中。在反身性社會理論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貝克的風險社會以及盧曼的系統論學説。貝克認為，隨着科學技術對於社會的全面滲透，社會已經從一個外在於科學的對象變成一個由科學自身創造的世界，面臨由它自身的缺陷所導致的各種次生性問題。
並且，科學技術本身不再具有掌控其負面效應的能力，因此當代科技社會中充斥着風險[14].簡言之，科學技術從單純解決問題變成它自己就是問題。風險社會理論體現了科學知識在社會層面的反身性後果，而盧曼的系統論則直接關注社會系統自身的反身性。在盧曼看來，社會是一個基於意義溝通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自動創生(autopoietic)和自我存續(self-perpetuating)的系統，其存在目的是為了對環境進行適應，從而降低環境的複雜性;因此，它會自動嵌入環境並調節與環境的關係[15].在這個過程中，它能夠把自身放到整體行動中加以考察，並且能夠將自身與環境的關係加以概念化[16].
而社會系統的不斷分化，可以看作反身性在社會層面的展開。當代反身性社會科學實踐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基於“行動者的視角”(theapproachoftheactor).其中，各種標籤為“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ChoiceTheory)的學説---科爾曼(man)、公共選擇理論、博弈論(GameTheory)等，在政治學和經濟學領域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從方法論層面看，理性選擇理論實際是將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擴展到政治及社會領域;與此同時，它卻拋棄了傳統經濟學關於市場和社會的均質性假定，強調環境的異質性以及個體行為的多樣性。通過對理性本身進行歷史主義解讀;該理論發展出“有限理性”等操作化概念，並對行動者在掌握不完全信息的情形下，根據對他人行為的預測，做出最有利於自己的決策的過程進行分析。
當代社會理論中，理性選擇理論可以被標籤為一種“方法論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由於能夠對非常具體的情形進行分析和模擬，它避免了像古典經濟學那樣對於人類行為的還原論解釋;但同時，也招致了諸如“過於強調也許並不在場的理性”、“讓一幫抽離掉了文化與社會屬性的行動者在一種虛擬的情形中進行決策”等批評。
在各種批評中，布迪厄的實踐理論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在布迪厄看來，日常行動者對於其行為的反思通常並不像理性選擇論者所説的那樣，而是表現出一種不同於理論理性的“實踐理性”特徵---相對而言，理性選擇理論則是在“實踐主體”身體上生長出了一個“認知主體”的頭腦[3]167.布迪厄用“實踐感”來描述個體在實踐過程中獲取的知識，這種知識與系統化的理論知識不同，具有默會性、模糊性、緊迫性、權宜性、象徵性以及經濟性等特點。實踐感的提出，意在表達實踐知識更多的是一種知道(確信)而又不好言説的“感覺”.這種感覺作為一種“利益”(interest)、“幻象”(illusion)或者“利比多”(libido),構成了刺激人們行動和實踐的理由[17]89.
對於社會科學哲學來説，理性選擇理論和實踐理論都反映了當代社會科學領域行動者回歸的思潮，只不過前者只是在研究對象的層面上部分地參與了反身性議題。在持有理性選擇立場的學者看來，行動的反身性表現為一種理性，是行動者針對自身行為的反思性調控。而布迪厄的實踐理論則將這種反思性同場域等結構性力量對個體思維的支配糅合在了一起。
四、當代社會科學哲學的理論整合與理論張力
前文談到，社會科學哲學中原有的實證主義---反實證主義爭論在當代漸漸止息。而反身性社會科學作為當代“理論綜合運動”的一部分，對傳統視野下社會科學哲學舊的爭論進行了彌合.在另一方面，反身性視角的引入，也構成了當代社會科學發展的新的張力---它可以成為理解當代社會科學演進的新線索，為當代社會科學哲學引入新的爭論平台、範式以及議題。
(一)當代社會科學哲學中的理論整合
反身性社會科學作為一種晚近的方法論體系，首先在一個新的層面上參與了社會科學哲學原有分歧的整合。在傳統視野下，實證主義、解釋學以及批判理論等傳統儘管對於社會科學知識有着不同的理解，但這樣的分歧和爭論實際是建立在特定共識基礎上的---它們都分享了關於社會科學的現代主義定義，即將社會科學知識作為現代社會中一個外在的獨立變量來看待。社會科學知識的效度不受外在於它的社會的影響;同時，社會本身則是一種與研究社會的社會科學具有不同性質的範疇。儘管傳統的批判理論和實用主義也都反對社會科學的價值無涉觀，或主張實踐真理觀;但這種價值涉入和實踐維度並沒有以消除社會科學研究主客體之間的二元性為前提。而在反身性視野下，社會科學不再是一個外在的變量，而是包含在它所研究的客體之中;知識與社會、社會科學與其研究對象之間不再構成二元的(dualism)、而是一種二重性(duality)的關係---二者之間存在的只是知識的不同序列(order)之間的“轉譯”(translation),而不再涉及兩種不同範疇間的本質性區隔[1]121.在這樣一種進路中，社會科學哲學原來的爭論已不再成為問題。例如，儘管可以將反身性理論看作是解釋學傳統的發展，因為它主張知識的闡釋(而非説明)性質，但由於強調社會科學知識自身的反身性，因此它有着與舊解釋學不同的、清晰的批判取向;而與批判傳統相比，反身性社會科學又反對關於真理和客觀性的單一立場和本質主義觀念，代之以一種多重立場(multiplestandpoints),在這一點上它又認同證偽主義的實證科學觀和開放社會觀---簡言之，傳統理論之間的各種分歧，通過反身性的視角革命很多都可以得到彌合。
其次，反身性社會科學整合了圍繞“客觀性”的對立主張。傳統上，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對於社會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分別有着不同的表述。前者的主張可以概括為“強客觀性”,後者則為“弱客觀性”或“受限定的客觀性”(limitedobjectivity).在反身性視野下，這二者都可以被整合進“反身性客觀性”或“社會情境客觀性”(sociallysituatedobjectivity)之中。這樣的一種新主張實際上是對於何謂“客觀”的重新定義。例如，在女性主義等立場認識論者看來，不存在普遍的、總體性的客觀性，所有的客觀性宣稱都是某種“位置理性”(positionalrationality)的表達[19].而布迪厄則將社會學知識的客觀性建立在一種自主性的科學體制的基礎上;保障這種科學自主性的，是“科學共和國”全體成員的集體性反思[3]61.不論具體方案如何，可以確定的是，對於反身性的社會科學來説，知識的客觀性應當建立在某種堅實的社會性共識或商談倫理的基礎上。
最後，反身性的社會科學促進了行動理論與結構理論的整合。如何超越行動與結構的對立一直是當代社會科學麪臨的重要理論議題。面對該問題，反身性視角通過將個體的知識能力和反思能力置於核心地位，開始強調結構的生成性質，將其由一種決定個體行為的先在甚至先驗因素弱化為一種由集體性行動塑造、反過來又去塑造行動的生成性範疇。
例如，布迪厄在其“生成結構主義”(geneticstructur-alism)中，將社會結構表述為由差異性和歷史性的行動構成的“場域”(field);行動則相應成為“慣習”(habitus),意指個體長期浸淫在特定場域中，被反覆灌輸出來的性情傾向(disposition)和行事風格[20].社會結構對於行動的作用，表現為個體是在用場域塑造的思維圖式來進行認知和實踐的，即“被決定體現在決定之中”[17]103.而對於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theoryofstructuration)來説，結構本身並非外在於行動，它作為規則和資源，不斷地捲入行動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行動與結構之間是一種一體兩面的`二重性關係(dualityofstructure),後者既是不斷組織起來的行動的中介，同時也是行動的無意識結果.
(二)反身性社會科學的理論張力
反身性社會科學在帶來理論整合的同時，也為當代社會科學哲學開啟了新的議題和張力，這種張力首先表現為建構論(constructivism)和實在論(re-alism)之間的分歧。其中，實在論的典型為巴斯卡(kar)的批判實在論;而建構論則包括以伯格和盧克曼、西考萊爾(urel)以及戈夫曼為代表的社會建構體論(socialconstructionism)、以強綱領為典型的科學建構論(scientificconstructivism)以及源於控制論和系統論的激進建構論(radicalconstructivism).在當代社會科學哲學中，建構論與實在論之爭從某種意義上替代了傳統的實證主義爭論，只不過新的爭論雙方都反對實證主義，承認現實的建構性質;同時也都接受反身性概念，主張知識要批判性地涉入現實之中.所不同的是，雙方對於“實在”的性質具有不同的看法。建構論認為實在並非外在於知識，而是由行動者的認知所建構，社會現實是行動者積極行動和塑造的產物;實在論則主張，實在本身是獨立於認知的，它不能被直接觀察到，而是具有不同的層級，只能通過“形態上的‘浮現’”(morphologically'emergent‘)來被認知。
實在論者儘管反對還原論的因果説明模型，但卻捍衞社會科學因果説明的目標，認為組成社會現實的“生成性機制”(generativemechanisms)獨立於它所生成的事件(events).總之，當代實在論者的這樣一種立場同當下社會理論中的主流建構論形成了某種張力，亟待通過一個更具洞見力的視角來實現新的綜合。
除了建構論與實在論，當代反身性社會科學還面對知識的統一性和多元性之間的張力：社會科學究竟是一種具有普遍主義意味的知識形式，還是秉持着特殊主義的認知風格?當代社會科學哲學的主流，不論是建構論還是實在論，都早已經超越了舊的歷史主義和解釋學傳統，不再把社會科學當作一種與自然科學不同的、秉持特殊方法論原則的知識類別，而是認為二者在受社會情境塑造方面是一致的---當然這也要歸結為後實證主義對主流自然科學哲學的影響，使後者也成為一種闡釋性知識;同時，在反身性的視角下，由於社會科學自身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擁有了相同的屬性，社會研究者本人成為同其研究對象一樣的社會行動者，使得社會科學知識與日常的社會知識也具有了“常人方法論的無差異性”(ethnomethodologicalindifference).至此，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之間、科學知識同日常知識之間固有的認知藩籬被打破，各學科間的邊界日益模糊，一切知識在反身性層面實現了新的“統一”.
但在另一個層面上，當代社會科學哲學又認同一種特殊主義的知識觀，它將所有的知識看作是地方性的、多元的和不確定的。對於任何一種知識類型來説，都不存在統一的、標準化的表述，而是同行動、實踐，同其所施展的具體情境密切相關。未來的社會科學哲學，將在這樣一種有趣的張力中繼續展開自身的想象。
五、結論：社會科學知識的公共性與知識社會學風格的社會科學哲學
德蘭迪(nty)曾經概括了當代社會科學哲學的十二條主流觀點：知識具有歷史嵌入性;真理具有相對性;中立科學的衰落;理論的構成性質;知識的社會情境化;認識論的不確定性;物理主義的終結;反還原論;偶然性;反本質主義;世界作為人造物;學科的衰亡.金凱德(aid)則將其特點概括為：圍繞情境而非理論展開;受時空限制的因果性而非普遍性法則;源於日常概念;論證和説明過程的複雜性;反整體論;哲學和科學的彼此依賴;區分科學與偽科學是一種誤導;社會體制起作用;不再追問如何使社會科學成為“科學”.
殷傑教授認為，當代社會科學哲學的理論特徵表現為一種歷史---文化轉向和知識轉向，即日益強調引入歷史---文化視野中的社會因素，來看待科學知識的生產、創造、發明和實踐.在對當代社會科學哲學的演進趨勢進行把握時，可以明顯感受到，在“反身性”概念的引領下，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實踐正愈來愈多地同社會科學本身的社會屬性纏繞在一起;而對於當代社會科學的反思則愈來愈多地帶上了一種知識社會學的風格，即着重去探討社會科學自身同其對象---即社會---的關係。
與以上特徵相關聯，當代社會科學實踐的另一個重要維度，是將社會科學自身置於對人類具有重要意義和重大關切問題的討論中，自覺地把社會科學作為一種變革社會的行動力量來看待。近年來，公共社會學(publicsociology)作為一種新興學術運動，在西方學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公共社會學主張打破社會科學的學科界限、同時打破學院圍牆，倡導社會學知識對公共生活的積極干預和與之深度的交融。這種觀念一方面在學理層面上同當代社會科學哲學的立場相一致---重拾社會科學的批判屬性是反身性社會科學的內在邏輯要求;另一方面，公共性也是當下社會科學為了應對當代急遽的社會變遷(以及知識變遷)、保證其生存的合法性地位而進行的自我反思和調適。通過重新定義和審視自身，社會科學家將作為一種溝通性的知識羣體，在未來的公共生活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