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化”，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發生時期的一個重要語言現象，至今仍在對現代漢語的應用產生經久不衰的影響。由於對其負面義涵的過度關注與闡釋，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的“斷裂論”以及90年代的“失語症”等帶有文化純淨主義色彩的焦慮的屏蔽，“歐化”一詞的正面詞義被一再掏空，最終成了一個貶義詞。隨之而來，新文學之初的這一重要語言現象在中國現代文學乃至中國現代文化方面的合理性與價值，也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因此，有必要對“歐化”進行去蔽性的重讀。
一、漢語文學語言的“歐化”
本文的主要目標並不在對“歐化”一詞的溯源性考證，但需要指出的是，“歐化”的概念在產生之初並不侷限於文學，其內容主要包括“有形歐化即歐洲物質文明之輸入”和“無形歐化即歐洲思想文明之輸入”。張星烺在《歐化東漸史》一書中對歐化的媒介和內容作了全面論述，但由於該書寫於上世紀30年代，涉及的內容較廣，所以對文學語言的歐化現象未能作具體探討。至於“歐化”的定義，張先生認為，即指在中國文化上留下的歐洲人創造的文明痕跡，而不管這種痕跡或影響的深淺好壞：“茲不論其高下，與夫結果之善惡，但凡歐洲人所創造，直接或間接傳來，使中國人學之，除舊佈新，在將來歷史上留有紀念痕跡者，皆謂之歐化。”①1921年，《小説月報》上有文章認為文學界存在各種各樣的“歐化”，比如“英化”、“法化”、“俄化”、“意化”，甚至還會出現“日化”②，這是對“歐化”內涵的國別性拓展。
從影響中國文化的角度來説，“歐化”有時也被表述為“西化”或“外化”，很多人把中國文學接受的種種外來影響也稱為西化，比如余光中就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變化主要是“西化”③。又如張世保的《西化思潮的源流與評價》一書，也將中國現代文化的變化稱為“西化”④。由於人們習慣於將漢語受外來影響的結果稱為“歐化”，故本文采取“歐化”這種習慣性稱謂來涵指“西化”或“外化”。
事實上，中國現代文學的“歐化”包括了思想、價值觀念、審美習俗、藝術風格、表現對象及語言形態等多方面的豐富內容，但“歐化”最顯著的表徵卻首先體現在語言的層面。只要我們回到歷史現場就會發現：中國現代文學“歐化”的首要內容就是語言文字的“歐化”，確切地講，是白話文的“歐化”。而關於白話文歐化的具體內容，胡適認為：“歐化的白話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語言的細密的結構，使我們的文字能夠傳達複雜的思想，曲折的理論。” ⑤按傅斯年的説法，歐化的白話文“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方法，詞法，句法，章法，詞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辭學上的方法，造成一種超於現在的國語，歐化的國語，因而成就一種歐化國語的文學。”⑥“歐化白話文”也好，“歐化國語”也罷，都規定出了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的發展空間。
至於提倡漢語歐化的主要理據，胡適的觀點可以説代表了當時文學界的一種共識：歐化的語言更細密，更能傳達現代人複雜的、曲折的思想感情。或者説，“歐化”與現代人思想感情的變化緊密相關：“文字是思想底痕跡(中間只經過了一層語言的暗譯)：有怎樣的思想，才產生怎樣的文字，才必須用怎樣的文字來表現它。我們現在的思想，既比較以前的複雜而精密(至少，總是已不同了)(老實説，多半也是外化的)，是否依然能用久未改進距離適切表現的程度很遠(太多單詞)的舊式符號?”⑦文學內容的改變內在地要求語言媒介的改變，變化了的新思想、新觀念以及新的審美體驗肯定有“舊式符號”(文言及普通白話文等)難以表達到位的地方，於是，被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更具先進性的“歐化語言”便成了順理成章的選擇。從這一點上來講，這種歷史的選擇意味着對漢語文學語言傳統的大膽疏離。
二、漢語文學語言“歐化”的推動
那麼，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表徵之一，漢文學語言的“歐化”進程是由哪些歷史因素推動的呢?
毫無疑問，漢民族文化地位的邊緣化是推動漢語文學語言“歐化”的根本原因。而關鍵是，什麼是推動漢語文學語言“歐化”更為直接的歷史原因呢?
周策縱認為，五四以後的文學翻譯活動是“用新的翻譯技巧介紹現代西方文學。……作品被譯成一種語法和風格都受原來歐洲語音影響的中文”⑧。歐化譯文使大量的新名詞、新概念、新句式、新修辭、新文法等進入中國文學語言，進而改變了漢語文學語言的傳統本色，這就是推動漢語文學語言“歐化”的直接歷史原因之一：文學譯介活動。
從晚清開始，隨着文學翻譯活動的開展，借鑑外來語言和文法去表達新思想的做法越來越普遍，梁啟超的“新文體”、章士釗的“歐化古文”以及新文學初期的白話詩人們從翻譯文學中吸收的外國詞彙、句法或文法等，都有歐化的影子。在疏離傳統的思維方式推動下，很多人堅信從翻譯得來的新字詞和新語法由於不同於文言古語，因此既能更好地表達從西方輸入的精深思想，又能彌補新文學疏離傳統後在語言表達上的諸多空白，進而使從翻譯中生成的歐化漢語成為拓展日常白話文表現功能的有效途徑。
在一個“別求新聲於異邦”的年代，翻譯引進外國文學和文化思想成了中國文化界最基本的“自我解救”的路徑。由於翻譯文學的語言既不同於外語原作的語言，又不同於譯入語國的語言，因此，漢語“歐化”幾乎不可避免地成了翻譯文學語言的本相。“任何認真從事過翻譯的人，都清楚知道翻譯時‘譯文腔’幾乎是無可避免的，把外語(主要是歐洲語)作品翻譯成中文，最顯著的‘譯文腔’便是‘歐化’，也就是譯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借用外語的句式和句法，這是因為中西語文在語式句法等各方面都有明顯差異的緣故，譯者過於講究直譯，‘歐化’的情形便自然而然地出現。”⑨同樣，在一個對傳統文學充滿疏離感的激進年代，人們普遍對外來文學青睞有加，於是，歐化的譯語成為了一種時尚，迅速影響了新文學的語言操作，“歐化白話文的趨勢可以説是在白話文學的初期已開始了”⑩。
當然，並非所有的翻譯活動都指向漢語文學語言的“歐化”，比如清末馬君武、蘇曼殊等人採用“歸化”(古典詩歌語言形態)的譯法使所有譯詩在語言和文體形式上都蒙上了一層“中國”色彩，但這種翻譯未能給白話詩歌的實驗提供新鮮的血液和營養，因此也就未能成為漢語文學語言變革方向的宰制性力量。
真正給中國新文學語言的發展注入活力的恰恰是後來被人詬病的“直譯”：“五四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直譯迅速成為文學翻譯的主流。英語文學的漢譯者們開始注重對原文語言、文化、文學成分的保留，譯文中的歐化成分開始增多，陌生的文化意象也頻頻出現，甚至出現了死譯、硬譯等現象，譯文中異質性成分所佔的比例逐漸加大。” {11}直譯的風格首先直接導致了漢語譯文的“歐化”，而作為外國文學影響中國文學的中介，這種“歐化”的漢語譯文又成了當時的文學青年樂於模仿的語言形態，並以此作為自己進行新文學書寫的語言模本，這樣的.文學環境無疑為中國現代文學營造了“歐化”的温牀。所以，直譯式的譯文風格是推動漢語文學語言“歐化”最直接的技術性原因。
此外，新文學界的合力倡導是漢語文學語言“歐化”的另一個直接推力。
新文學發軔以後，由於刻意疏離傳統的文學語言，而新的文學語言形態又不可能從天而降，為了儘快創制能夠取代傳統文學語言的新文學語言，大多數的新文學先驅都把眼光投向了具有操作性、見效快的漢語歐化譯語，極力主張向譯文語言學習並大力倡導文學語言的“歐化”。魯迅對通過翻譯來創建歐化的漢語文學語言並以此豐富民族文學語言的觀點顯然持肯定態度，他在與梁實秋、瞿秋白等人的討論中闡明瞭關於翻譯語言、句法對於民族文學語言建構的積極意義。此外，他對文學語言“歐化”初始的生澀也視為常態。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魯迅從古今中外尋找依據，認為日本翻譯歐美的文學，唐代翻譯佛經以及元朝翻譯上諭等都出現了一些“生造”的文法、句法和詞法，用久了就自然了{12}。在《關於翻譯的通信》中，針對瞿秋白翻譯語言應該“白話化”的觀點，魯迅認為翻譯給知識分子看的文章寧可信而不順;即使是普通的羣眾，偶爾也應該加一些新的字眼和語法，這樣的話，羣眾的語言才會豐富起來{13}。魯迅把歐化譯語看成了豐富漢文學語言的主要路徑，不贊成瞿秋白用純粹白話或方言來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設想，因為這樣的譯語不利於中國文學語言的豐富和發展。魯迅主張要“洋氣”，要“保持異國情調”，才能改進中國文學語言，輸入新的表現方法{14}。
除了魯迅以及前文提及的胡適、傅斯年外，沈雁冰、鄭振鐸等都發表過類似的言論。在《小説月報》上展開的一場 “關於語體文歐化問題”的討論中，當時新文學界的主將如茅盾、鄭振鐸等均表示贊同語體文的歐化。
三、漢語文學語言“歐化”的文化義涵
關於中國現代文學語言“歐化”的批評一直沒有間斷過，尤其是當這種批評發展到“斷裂論”、“失語症”階段後，學界對漢語文學語言“歐化”的質疑實際上已上升到了對中國現代文學合法性的質疑，這顯然是把文學(語言)發展中必然有的“變聲”現象(一種發展的、生長的常態)誤釋成了“失語”{15}。客觀地講，漢語文學語言在“歐化”之初，由於經驗的缺乏和一定程度的急功近利，的確出現了不同語言轉換時所難免的生澀與尷尬，但把這種語言轉型磨合期正常出現的技術性問題放大到對“歐化”的整體打壓顯然有欠公允。為此，有必要對漢語文學語言“歐化”的文化義涵進行重新的思考和評估：
其一，“歐化”促成了漢語的現代轉型。正如魯迅所言，漢語“歐化”“並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這就是説，漢語“歐化”具有某種必然性。既然中國融入世界是一個無法逆轉的進程，我們就無法迴避必然改變的文化語境。當新思想、新觀念、新生活、新情感、新體驗等成為漢語文學書寫難以繞過的內容時，其語言的轉型必然會如約而至。這是一種由內而外的訴求，並不是一幫人臆想天開的遊戲。正像周揚後來反思的那樣：“新的字彙和語法，新的技巧和體裁之輸入，並不就是‘歐化主義’的多事，而正是中國實際生活的需要。”{16}包括關於“斷裂論”、“失語症”的思考也都是以“歐化”的漢語表達出來的，這恰好反證了漢語“歐化”的實用性、合法性和歷史功績。
其二，“歐化”增強了漢語的生命力。從民族文學發展的角度來説，正是翻譯文學帶來的漢語“歐化”，使我們增多了與世界文學交流的機會，“中國文化的發展史表明，生物學中的‘雜合優勢’，在文化領域其實也是存在的。不難想象，如果沒有近代以來吸收的外來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成分，中國文化今天必然會面對更多的危機”{17}。漢語“歐化”作為一種異質文化相互融合的歷史實踐，吻合了世界文化在相互交融中發展、生長的規律。從文化發展史的角度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化，都有一個向外融會(外化)的過程，璀璨的古羅馬文化曾被“古希臘化”，英格蘭文化則經歷過“盎格魯-撒克遜化”、“凱爾特化”、“古羅馬化”和“羅曼化”等等。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文化的形成也不只有中原雅音這樣一個單一的聲部，而是由楚湘文化、河姆渡文化、巴蜀文化等許多地域性文化的不斷“化入”構成的，加上西夷、北狄等少數民族文化以及佛教文化等的“外化”，中華文化傳統才成了一部豐富壯麗的交響樂。既然中國文化的“西夷化”、“北狄化”、“佛化”是合法的，同樣，也就沒有理由懷疑漢語“歐化”的歷史正當性。
其三，“歐化”提升了漢語的表現力。如前所述，“歐化”漢語能更好地完成對新思想、新觀念、新生活、新情感、新體驗的精細表達，使其與文言文、普通白話及方言相比具有更強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對傳統漢語是一種有效的延伸和補充，這是“歐化”提升漢語表現力的顯著標志。胡適曾説：“初期的白話作家，有些是受過西洋語言文字的訓練的，他們的作風早已帶有不少的‘歐化’成分。雖然歐化的成分有多少的不同，技術也有巧拙的不同，但明眼的人都能看出，凡具有充分吸收西洋文學的法度的技巧的作家，他們的成績往往特別的好。”{18}實際上，“歐化”作家的良好成績説明“歐化”漢語對讀者具有特殊的傳播學價值，從一個側面反襯出了“歐化”漢語的表達優勢和交流優勢。
其四，“歐化”展開了漢語的多樣性。除了提升漢語的表現力外，漢語“歐化”的另一個相關成果是：漢語文學語言在文言、普通白話、方言之外又有了新的選擇機會，這就使得寫作者在面臨不同的對象和不同的體裁進行文學書寫時可以隨時選擇、調整合適的語言形態來操作，展開了文學語言媒介上的多樣性：既可以是完全的“歐化”，也可以是文白夾雜，還可以是各種語言形態融為一體，如魯迅的《吶喊》、錢鍾書的《圍城》就顯示出了這種語言操作方式的優勢——語言的多樣性產生出了審美趣味上的豐富性。
其五，“歐化”引發了傳統文化的價值重識。實際上，正是有了漢語的“歐化”以後，才真正有了人們對古代漢語的關注與清醒認知。沒有現代，也就無所謂古典。漢語的“歐化”作為一面鏡子，推進了人們對傳統文字、文學、文化及價值觀念等的全面反思，在可能引發傳統虛無主義情緒的同時，也可能引發對傳統文化的謹慎重識，進而推動像“整理國故”這樣的對傳統既有揚又有棄的學術思考。
註釋：
① 張星烺：《歐化東漸史》，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4頁。
② 胡天月：《語體文歐化討論》(四)，《小説月報》第12卷第12號，1921年12月10日。
③ 參見余光中先生所寫的《論中文之西化》、《早期作家筆下的西化中文》、《白而不化的白話文》等文章，其中對此作了詳細的論述。
④ 參見張世保著《西化思潮的源流與評價》，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⑤⑩{18}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4、24、24頁。
⑥ 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胡適選編，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版，第223頁。
⑦ C·P：《外化的句和新用的字》，《文學》第96號，1923年11月12日。
⑧ [美?演周策縱：《五四運動史》，陳永明等譯，嶽麓書社1998年版，第394頁。
⑨ 王宏志：《“歐化”：“五四”時期有關翻譯語言的討論》，《翻譯的理論建構與文化透視》，謝天振編，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頁。
{11}{17} 韓子滿：《文學翻譯雜合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頁。
{12} 魯迅：《“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頁。
{13} 魯迅：《關於翻譯的通信》，載羅新璋編《翻譯論集》，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75-276頁。
{14} 魯迅：《“題未定”草·二》，《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52頁。
{15} 參見毛迅、李怡等《是斷裂還是生長：再評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斷裂”説》，《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第2輯，巴蜀書社2005年版，第13頁。
{16} 周揚：《對舊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看法》，轉引自陳永志《試論〈女神〉》，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