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萊的文化理論來源
採取對人類文明的所有成果作整體的跨學科審視, 使弗萊獲得了在人類的歷史和現在，其心理生活和物質實踐等領域縱橫馳騁的理論能力，使他能夠在一個更廣泛的意義上汲取他人的思想精華，並從而構築自己的文化理論學説。通過第一章的介紹，可以看出弗萊的文化理論是一種與歷史學、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相連的宏觀敍事，因此，他的理論基礎也就必然是涵蓋了上述各種學科。
第一節 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
首先，弗萊深受歷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一書的影響。弗萊説，這本書使他感到“人類的思想和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展現在眼前”，並給了他“整體性的視角”。[32][p7]
弗萊是在上大學期間接觸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的。《西方的沒落》沒有記錄西方某一時代或某一國家的歷史事件，更非編年史，而是比較了幾種形態的文化，斯賓格勒從中得出他對歷史的結論：認為歷史的本質形態既非偶然事件的堆積，也非線性的持續前進，而是一系列他稱為“文化的社會發展”。而這些文化形態類似於“有機體”，它們產生、生長、發展、衰落與滅亡，文化有機體經歷有機循環。
斯賓格勒的歷史文化觀，對弗萊有很大的啟示，他首次在這本書的導言中接觸到了對“文化”一詞的特別使用：“我看到的不是虛構的一份直線歷史，……我看到的是一羣偉大文化組成的戲劇，其中每一種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從它的土生土壤中勃興出來，都在它的整個生活期中堅實地和那土生土壤聯繫着；每一種文化都把自己的影象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類身上；每一種文化各有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情慾，自己的生活、願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每一種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現的新的可能，從發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復返。……我把世界歷史看成是一幅無止境地形成、無止境地變化的圖景，看成一幅有機形式驚大地盈虧相繼的圖景。”[33][p39]
弗萊認為斯賓格勒的這段話“表明了特定時期的文化如何形成一體，而這一統一體卻並未通過外在形式表現出來，只能通過直覺感受到；這一統一體讓人感到人類文化已成為一個龐大的個體，彷彿是“融入時代的巨人”，弗萊承認，當他最終認識到斯賓格勒是一位文學或文化批評家時，“我對‘批評’一詞的理解便一下子拓展了許多”。[34][p111]文學作品對他來説，就不再單單表現其特定的歷史語境，而是表現了它所處的總體文化。
其次，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對弗萊的影響，還表現在，弗萊依據斯賓格勒的循環理論與文化“模式”理論，建構出他的文化理論中的原型模式，例如他在《批評的剖析》的第一編列舉的五種模式：如果性質上比其他人和環境優越，主人公是神，關於他的故事是神話。如果主人公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人和周圍環境優越，則屬於第二種模式——傳奇。如果主人公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人優越，但無法超越他所處的環境，則屬於“高模仿”。如果既不比其他人，也不比環境優越，則屬於“低模仿”。如果主人公比我們自己在能力和智力上低，處於荒唐可笑的境地，則屬於“反諷”模式。
關於弗萊提出的原型模式，有着種種不同的評説：“託多洛夫認為弗萊的模式是理論的，而非歷史的，而弗萊徹（Fletcher）認為贊同弗萊的第一篇文章是一種歷史的純屬天真。海登•懷特則認為弗萊的模式理論分析不是處理文學史，而是作一般的歷史闡釋。其實弗萊對歷史的觀點，是他的文化持續性與整體性圖式的一個內在部分，弗萊自己的歷史觀建立在一個有機體與文化年輪的節奏隱喻上，它的哲學基礎是浪漫主義，它意味着時間、人生與歷時的現實，‘將通過感情、直覺、想像視野被發現，總之，通過象徵’ [35][p180]。”[36][p39]弗萊對文學藝術中的創造力與想像力的特別推崇與強調，使他立足於浪漫主義的立場。因而它對文化的考察，多從感情、直覺、想像等視角出發。在《認同的寓言》一書中，他寫道：“想像力和創造力產生了我們稱之為文化和文明的種種現象。這兩種力量將非人的物質世界轉變為帶有人的形象和意義的新世界，把巖石和樹轉變為城市和花，把自然環境變為人類居住的家園。”[37][p3]正因為弗萊的浪漫主義視角，歷史在他這裏總是被虛化的，被大文化淹沒了。
最後，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提供了一個將許多看似相距遙遠，沒有聯繫的歷史事實聯繫起來作宏觀考察的“宏大敍述”。這種“宏大敍述”的視野，也影響了弗萊的理論學説的建構。弗萊對西方文學的發展進行整體研究，從史前祭祀神話直到當代諷刺文學——作了一種文化結構主義的解讀，以神話原型結構將整個文學現象串聯起來。這種神話原型的“宏大敍述”與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弗萊本人認為這些神話已“深深植根於特定的文化之中”，[38][p14]而且他還説，想要的批評之路是這樣一種批評理論，它首先要説明文學經驗的主要現象，其次要導致對文學在整個文明中的地位的某種看法。[39][p1]羅伯特•康•戴維斯也指出：“他的方法是把整個文學作為一個文化結構整體，包括詩歌、戲劇和散文的全部作品。” [40][p87]
第二節 弗雷澤的《金枝》
弗萊將整個詩歌、戲劇和散文的全部作品與文化聯繫在一起的一個重要鏈接，或者説一種結構，就是他文化理論中的文學原型循環論。而弗萊的文學原型循環論的整體結構，又接受了另一位人物的影響而形成，他就是詹姆斯•喬治•弗雷澤。
弗雷澤是維多利亞後期的一位傑出的古典文化學者，人類學的新視域，帶給了他的古典研究一個新領地，他成了一位著名的社會人類學教授。首先是出版於1890年的《金枝》，到1900年擴展為三卷本，到1915年則擴充成了4000頁的十二卷本著作。最後《金枝》的副標題改定為“巫術與宗教之研究”，體現出該書側重古代習俗研究。弗雷澤非常重視原始文化，有評論説：“弗雷澤自己聲稱，我們永遠也不能徹底從原始人的角度出發，用他們的眼睛來觀察一切事物。我們關於原始人、野蠻人的世界觀的種種理論，與實際情況相距甚遠。我們在這一領域所能達到的，僅僅是作出一些我們的智慧可以允許的推斷而已。”[41][p18]弗萊同樣也將神話看作是後世不可企及的，它是源，後世的文學與學説是流。弗萊説：“我沒有能力把《金枝》作為人類學的著作來討論，因為我是一個文學批評家；關於人類學，我並不比其他任何人知道得更多。……我倒要説《金枝》與其説是一部為人類學家而寫的著作，不如説是一部為批評家而寫的文學批評著作，畢竟，它是對比較象徵的研究。”[42][p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