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頭有兩本書,一本是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遺囑》,另一本是卡爾維諾的《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作為對文學本身的敍事,作為個體的文學史抒寫,這兩本書給予我們的關於文學本身的知識是如此之少,以至於我們隨便從手頭拿起一本拙劣的文學史教材或文學理論教材都可以獲取更多。那麼,這兩位大師寫這兩本書究竟想要説什麼呢?我們的知識視野、閲讀期待與思維方式早已被那種意識形態化與技術主義至上的文學教材鉗制。我們很少思考文學的倫理目的是什麼,而這兩本書所做的就是對文學本體論任務的闡釋與清理——一種對文學本質精神的熱情瀰漫在字裏行間。
有一句話很古老了,作為一種常識,它遊離於我們的生活之外,使文學成為了一種與生活無關的疏離之物。充其量也就是對器官倫理或社會價值的事件演繹。這句話是:文學是人學,文學必當是為人生的。從某種程度上説,昆德拉和卡爾維諾就是通過這兩本書在闡明文學作為一種人學的本體論任務,文學是如何為人生的。
關於文學的本體論任務與文學為人生的路徑之廓清基於兩位大師對人本身的判斷。昆德拉認為,人總是熱衷於道德判斷。對任何事情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不加任何思索的進行信口雌黃的道德判斷。糟糕的是,這種判斷不是無意義的,而是極其有影響的,這使人類社會為一種審判精神所控制,審判的精神全面社會化,導致人們產生自我認同的危機,生活變成了一種對自我的有罪推定。換一句話説,就是人在這種道德審判的熱情中,將自己的生活變成了一場尋找罪行迎合道德判斷權威的殘酷過程。人的無罪的正常的生活徹底消失了!很顯然,人類的判斷熱情使人的現在迅速消失了。生活變成了一場尋找有罪記憶的自我審判。
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文學承擔起了尋找失落生活的重任。在昆德拉看來,文學對這種重任的承擔不是勉為其難,為某一個精神病天才或偉大導師強加的,而是文學本身的功能。當然,只有真正的文學,偉大的文學才能如此。因為真正的文學,偉大的文學中始終貫通着一種幽默的精神,這種精神使道德判斷延期,使一切事情都變得模稜兩可,無法輕易下結論,於是,人類的道德熱情在幽默面前遇到了無可置疑的`潰敗。那麼,是不是文學不需要道德呢?昆德拉從未這樣説過,這也是昆德拉最為遭人詬病的地方。有許多人就認為昆德拉所説的幽默精神實際上就是相對主義,其可能導致的後果是一切價值的失落,最終世界會為虛無所籠罩。這其實是一種誤解,昆德拉的意思是,文學對道德判斷的擱置是最大最好的道德,是一種道德的不講道德。人類的道德熱情從古至今都秉持着一種普遍的神性的形而上的道德觀,有時以上帝的名義,有時又冠以理性或非理性等等諸如此類的價值範疇。這種佔據道德制高點的判斷在將生活與道德規條的逐一對應中形成了一種對人性對生活的不容任何置疑的審判。而昆德拉則提倡一種不講道德的道德,實際上是推崇道德價值的多元化。當然,那些多元化的道德價值始終都要遵守一個基本底線:守衞人格與生活本身的尊嚴!的確,只有在道德價值多元化的情況下,人類才不至於自以為真理在握,對他人橫加指責,生活才能在一種不被意識到的無罪的安全感中自在的流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昆德拉認為,文學的本體論任務是尋找生活的散文,所謂生活的散文顯然不是與詩歌戲劇並列的文體,而是一種與神聖性、普遍性、確定性相對的面孔,意味着一般性,特殊性,偶然性,微觀性等等。散文成為文學的最高美學追求,其目的是尋找並守衞在道德判斷的熱情籠罩下一度失去了的隱匿的生活。是的,所謂生活的散文,正是生活的隱匿性。生命總是在向死亡流動,沒有一個固定的現在使生命永存,那些轉瞬即逝的思想、情緒、行為不能不是隱匿的,但生活的意義與生命的價值也正是含藴在這些隱匿的東西里面,而我們的道德熱情卻從不關心這些隱匿的生命存在,恰恰相反,總是有意無意的忽視甚至壓制她們。
所以,應當説,昆德拉所説的被背叛的遺囑實際上就是指人類道德熱情所背叛了的文學的精神:完成文學的本體論使命,尋找生活的散文。當然,與其説昆德拉闡明的是一種文學的美學倫理,不如説他闡明的是一種合理的生活倫理,因為真實生活或者説生活的散文在文學中的失落首先是因其在現實人生中已先行失落。所謂真實生活或生活的散文已在現實人生中失落,是指那種幽默的精神為專制獨斷的精神所取代,並以此去進行文學藝術的創作。當然,這裏有一個疑問,那就是究竟是先有幽默的現實生活精神才有了偉大的文學藝術歷史,還是偉大的文學藝術滋養了這種精神並進而改造了生活。我的看法是,這二者不可能存在一個先後關係,而應當是相互促進互為生存的。然而,昆德拉顯然不作此想,在他看來,幽默首先是一種文學的精神,而後才施惠於現實生活。為什麼他如此理解呢?因為昆德拉認為自笛卡爾以來,由於科學理性主義獨大導致了歐洲全面的精神危機與文化危機,人類的生活已全面失落,唯有在真正的文學藝術中還保留着那種不為一種道德理性所支配的多元豐富的生活。話説到這裏,昆氏寫作《被背叛的遺囑》的苦心就很明顯了:他企圖通過對歐洲偉大文學藝術中的美學倫理的提純,為人類危機四伏的生活提供一種正常合理的生存倫理。也正是基於此,昆德拉才説,歐洲是小説的產兒,但這個小説的產兒現在正在背叛小説的精神。這個結論是殊為驚人的,他的意思是説歐洲作為小説的產兒,一度產生了人類最輝煌最偉大的文明成果:民主自由社會的產生;人類在歐洲,享受着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甘甜,人類的生活一度是其所是的任情蝶舞。可見,民主與自由就其本質意義而言,是對隱匿性的生命存在,轉瞬即逝的思想、情緒、行為的民主與自由。只有在她們民主自由的根基上,一種制度化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化的民主與自由才是可能的。
但,昆德拉説,現在,歐洲正在背離小説的精神,歐洲人的生活百年來一直遭受着無止境的審判與刪刈。昆德拉不厭其煩的描述了自卡夫卡以來,一系列偉大的藝術十字路口和其他偉大人物,如斯特拉文斯基、雅納切克、高爾基、蕭伯納、佈菜希特……等所遭受的審判。而且,這些人遭受的還總是雙重審判。在因價值觀念不同而被區分開來的每一個時代,他們都被無情的批判。很明顯,這些人被時代所批判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難以為時代所接受的美學實踐,更為重要的是因為這些美學實踐中所內含的生活倫理。不能不説,昆德拉的確説得有道理。我想指出的是,我們不是偉大小説的產兒,但我們為人類的道德所苦更甚於歐洲。我們甚至於熱衷於將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的一切大而無當的狂熱言語作為判斷一切的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