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愛吃藥。”
研究人員發現，醫學生的同理心在他們經歷醫學教育的過程中降低了，而醫學期刊中盡是在感嘆着醫生的同理心正在下滑當中。大多數試圖理解和解決“同理心隔閡”的研究都是着重於訓練個別醫生，但是當工作環境依舊保持不變的時候，這個做法可能註定失敗。
解決“同理心隔閡”的關鍵在於臨牀同理心的本質。臨牀同理心需要的，就是醫生真正意識到病人的情況。這位醫療專業人士必須足夠好奇，使自己先在認知上和情緒上跟一位病人的狀況、觀點和感受產生共鳴，再將他對病人狀況的理解回頭傳達給病人。
有時候，同理心的影響看起來比較像是一種神奇力量，而不像是一種生理學效應。當醫生的同理心指數較高的時候，病人從感冒復原的速度會比較快，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會比較佳，人們會更緊密地遵循治療方案，而病人會覺得自己比較有能力處理他們的疾病。具同理心的醫生會反映自己比較健康，所吃到的官司也比較少。
若說同理心的好處非常明顯的話，那麼提高同理心的方式反而極其模糊。有新的研究表明，冥想和“有意識地溝通”能夠提高一位醫生的同理心。這個發現引發了一種提供各種訓練課程的小衆行業。但是，這方面的專注卻忽略了工作環境中的明顯缺陷，而這些缺陷則抑制了醫生所具有的人性同理心。
當你跟前線醫生談論的時候，或者當你閱讀醫生和醫學生最終離開醫學界時所寫的無數篇“辭職文學”(‘quit lit’)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到這樣的故事。
這些人當中有大多數人感嘆，惡劣的執業環境導致醫生無法以自己期望中的方式以及病人應該得到的方式照顧病人。一位評論者這麼說道：”醫生總是不斷被護士打斷，總是被召回醫院，又得利用一個不是由醫生設計的過時電子病歷系統寫配方……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在病人身邊表現同理心，已經變得不可能了……”
他們將自己感受到的時間壓力，怪罪在三方面上：計費系統強調病人數量而非看診品質、混亂的工作環境缺乏控制、以及行政任務花上醫生的太多時間。這些因素當中有許多因素同樣會導致醫生遭受職業倦怠。這也許並不奇怪。
我爲赫爾南多看診的情況也是一樣。我們這次看診，剛好是在我在診所的這一週內最忙碌的一天;我不只面對平時的工作壓力，還得應付自己趕不上進度的問題。我根本就不認識他，因此我們兩人都必須自發地弄清楚彼此到底偏向替代療法還是對抗療法。
最後，職業倦怠也是個因素。我爲赫爾南多看診的時間，剛好是我當住院醫生這段期間裏最忙碌的時間：這是一段爲時12周的任期，包括放假九天，一週工作將近80小時。我連照顧自己的餘力也沒了，更別說是照顧我的病人了。我長期因爲睡眠不足而掙扎， 因此我的同理心迴路關閉了：這是當前醫學教育中一個已知的危機。這不是藉口：我要求自己達到的標準，當然比起赫爾南多的那次看診還要高。
不過，我更需要的是休息，而不只是一個有關正念的課程。
醫生雖然會提供軼事證據，但是你在醫學期刊中不會找到任何研究，是在測試較不混亂的醫院環境或較長的初級保健看診時間對同理心產生的影響。這並不是說研究同理心的人會忽略這些環境因素。事實上，許多論文會把這些因素草草帶過。醫學界中與這個問題相關的實證研究只有幾個。
不過，說到醫學界以外的話，我們的環境和同理心之間的關聯，在過去40年已經爲人所知。研究人員在1973年針對普林斯頓神學院的修道士進行了一項著名的研究。他們測試了修道士在面對一個受控的壓力情況時是否會表現出利他行爲。數名修道士被分配講一場有關好撒瑪利亞人或者有關尋找好工作的講座。有些人被告知自己已經遲到了，而其他人則被告知自己還有足夠時間來抵達講座地點。他們在途中必須經過一條小巷，而小巷裏有一個扮演傷者的人正痛苦地躺着，時而咳嗽，似乎不省人事了。問題是：他們會不會停下來幫忙?
修道士都是爲了幫助別人而選擇了宗教生活，也很明顯熟悉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而這些修道士當中還有一些是特別考慮過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照着這個說法，修道士全都應該停下來幫忙。但他們卻沒有停下來。事實上，影響他們是否提供協助的主要因素，不是他們個人的性格，甚至也不是他們被分配講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這個因素是：他們被給予多少時間前往講座地點。
有些修道士因爲時間壓力而“不把小巷裏的情景看成是一個必須作出合乎道德的決定的場合”。有其他人這麼做了，而且他們在遇見傷者之後就被注意到他們感到“激動和焦慮”。他們被要求幫助，如今陷入了一場衝突，一方面要履行演講的承諾，一方面又要幫助小巷裏的傷者。正如研究人員所說：“他們沒有停下來，不是因爲他們無情，而是因爲他們面對衝突”。
這個現象意義深遠：時間壓力可能會導致道德決策過程的暫停，也可能導致人們引發內心衝突，使得一個人幫助有需要的人的自然傾向被打壓了。這種事每天都在診所和醫院發生着。這些地方的醫療專業人士當中有許多人因爲想要幫助人而當初決定行醫，但是他們在這裏的'任務卻是他們必須幫助兩個主人：一個主人是診室裏那位飽受痛苦的病人，而另一個主人是一個要求醫生更快地爲更多病人看診的系統。
這個局面使醫生產生了一種內在衝突，而這種思維可能解釋了爲什麼當病人在尋求同理心的時候，醫生卻似乎忽略了那麼多的暗示，讓醫生的行爲看起來是無情的。這個局面也製造了一種環境：根據普林斯頓研究的結論，在這種環境下，“一個人是否幫忙，其實是一個可能由當場情況所控制的瞬間決定”。
研究人員最近發現了“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而人們認爲這些神經元是同理心的神經生物學中樞。隨着這樣的發現，普林斯頓的結論就顯得不足爲奇。當我們觀察別人的時候，鏡像神經元就會被激發，而這些神經元可能會反映出我們在別人身上察覺到的情緒。
然而，鏡像神經元卻是脆弱的。一個人若在童年時曾接觸到別人的冷漠或暴力，那麼他們的鏡像神經元的成長就會被減慢。就連神經通路完全正常運作的成人，在面對風險高的狀況而感到恐懼和有壓力的時候，他們的鏡像神經元也有可能停止運作。
近期的心理學和人類學的研究纔剛開始揭露社會環境如何影響我們產生同理心的能力。同理心不是一個不變的固有特徵，而是一個能在一天或一個月之內隨着我們的社會環境、情緒和自尊而波動的特徵。
不過，社會科學界的這些發展，至今還未傳達到醫學界中。我們必須瞭解臨牀同理心能夠自然地興旺的各種環境。我們必須研究延長看診時間或者爲時間較長的輔導提供更高補償對同理心所產生的影響。
然而，我們卻在要求忙碌的醫生在不改變工作壓力的情況下訓練自己的同理心，還將同理心缺乏的現象單單怪罪於醫生。除非醫院、診所和保險公司慎重看待醫生看診的環境因素，否則受罪的將會是病人，而醫生的同理心也會繼續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