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現代個性人格並不是以籠統的非道主義(姑且用之)爲特徵的。這一點恐怕將永遠爲非理性主義遺憾。無論前期還是後期，他都自覺地把他自己的個體建構在新的道體關係中。
儒家之道以天人合一的尊卑秩序爲內容，魯迅的道則以人的解放爲旨歸。這個道本質上不再與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對立，而恰恰是這些內容的本體證明。所以，爲人的解放之道總的來說便不再是對人的否定而具有對人的本質的確證意義。
但是，人的解放不可能是不通過中介的自我解放和個體完善，因爲人既然處於一定的'社會關係中，那就不可能不通過社會來確立自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人的解放約簡爲社會的解放。社會的解放當然不能離開羣體的集約性行動，於是就有個體的遵命，個體的服從和個體的犧牲之需要。這種手段性的個體付出與價值本體顯然構成了一個矛盾，但這也是無法避免的歷史環節中的悖論。
這種價值本體與價值實現環節的對立統一很典型地體現在魯迅的人格自塑上。魯迅曾經用“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來概括他的這個特點。
魯迅是一位偉大的獻身者，但這決不是在中國曆代獻身者的名單中，多了一個數的積累。二者之間，有着深刻的歷史性區別。這個區別不僅表現在如前所述，魯迅所殉之道的質在人的解放和社會的解放，而且在於他同時沒有忘掉自己的解放，並沒有像朱熹、王守仁說的那樣視小我爲盜賊，把“氣質之性”純粹當作“天地之性”的副本。
這首先表現在他對自己生存權利的捍衛。這種捍衛在他那裏決不是羞羞答答的。筆者隨便統計了一下，他不下十多處談到自己的工作與謀生有關。甚至在他最輝煌的北京吶喊和上海戰鬥時期，甚至在出版最聖潔的“兩地書”的時候，也毫不諱言“爲賣錢而作”、“尋一點飯”吃、“譯一點東西賣賣”、“啖飯計”、“圖版稅”的考慮。
對魯迅的爲稿費、爲吃飯的自白，善意的諱去和另有用心的攻訐在價值觀和認識論上都犯着同一個錯誤：二者都自覺與否地運用着古老的“天理——人慾”認知圖式，把謀生、個人利益納入了與類絕對不相容的“私蔽”範疇。
魯迅多次私下地和公開地坦白自己的謀生之圖，說“自己就至今未能犧牲小我”。這是不能只用坦率一評了之的，也不能只用向僞君子“反一調”和諷刺、控訴世道所解釋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