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不少公積金繳存職工買不起房又提取不了公積金，質疑公積金“劫貧濟富”的問題，武漢市擬採取放開月入低於1900元的低收入職工定期提取公積金、取消私企繳存“限高”、實施差異化繳存等多種改革措施。
始於上世紀90年代初的住房公積金制度，初衷是通過“國家支持一部分、單位補貼一部分、個人合理負擔一部分的住房貨幣化分配和住房籌資機制”，幫助職工解決住房難題。不可否認，住房公積金制度在幫助職工解決住房難題方面，確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對其問題，也不應該忽視。由於選擇了行政化的路徑，不僅導致了“用又用不上，取又取不出來”的尷尬，還變相成爲壟斷行業高福利的工具，擴大了社會貧富差距，公積金套現亂象也隨之滋生。同時，行政化的路徑也增加了政府機構及人員，給納稅人帶來了連帶負擔。
住房公積金在本質上屬於個人財產的範疇，在正常情況下，個人應該可以自由支配其所有的財產。但是，《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的專項管理、專款專用，卻限制了個人自由支配其財產的空間，而且與《物權法》中“孳息歸屬”的原則相背離，這正是目前問題糾結的根本所在。實際上，住房公積金制度，並非我國特有，新加坡、德國都有類似的制度，但由於採取的是市場化路徑，所以並沒有出現我國這樣的問題。
住有所居是一項基本人權，顯然不能採取純市場化的辦法。無論如何改革，住房公積金作爲一項穩定住房秩序、解決住房困難的社會福利安排的目的，應該得到保留，甚至應該強化，只不過實現路徑可以在市場化的取向下，在保證個人可以自由支配個人財產的基礎上更加科學。
首先，住房公積金福利“保底額”的確定，可以借鑑和與最低工資制度相結合。在“保底額”的確定上，應該明確國家支持、單位補貼和個人負擔的科學比例，根據每一個城市的房屋租賃價格的平均水平，像最低工資制度一樣，動態調整單位補貼的額度。在公積金的發放上，直接將單位補貼和個人應該繳納的這部分所得，計入最低工資總額進行發放，並實行免稅政策。這樣，既保證了住房公積金的社會福利性質，也解決了公民對個人財產自由支配的問題。
其次，住房公積金的國家支持可以以多種形式來實現。其一，成立各級政府的住房支持基金，這一部分的資金來源，可採取初始資金由財政劃撥，後期補充從國有企業分紅中抽取，並交由專業機構進行市場化運作以保值增值，明確這部分資金專用於保障房建設和個人首次購買商品房補貼，併爲商業金融機構的住房抵押貸款提供信用擔保、資金支持、稅收優惠等便利。其二，建立住房儲蓄制度，出臺專門政策，儲戶根據自己的住房需要和儲蓄能力與政策性金融機構簽訂《住房儲蓄合同》，堅持“權利與義務對等”、“以存定貸、存貸掛鉤”、“資產負債期限結構與利率結構對稱”等原則，根據儲戶連續儲蓄金額和時間，確定低息配貸的不同額度與還貸時間。
現行住房公積金制度的種種限制條件，使得許多低收入人羣無法滿足最低提取條件，而有能力支付首付款的高收入人羣，則可提取公積金貸款，這就實際背離了當初給中低收入人羣“雪中送炭”的初衷，成了給高收入人羣的“錦上添花”。
不妨在地方試點的基礎上，啓動住房公積金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簡政放權、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特別是提出了組建住房保障性金融機構的設想，實際上已爲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指明瞭方向。
“實事求是講”成口頭禪後的信任裂痕
東莞掃黃風波一個多月後，東莞市長袁寶成接受媒體採訪時稱“東莞涉黃那麼厲害，我們也沒想到”，引發公衆熱議。我仔細地看了袁寶成受訪的這期節目，注意到他在說這句話前加了“坦率講的話”。袁寶成市長好像特別喜歡作這種強調，這期節目中起碼7次用到了“實事求是地講”、“坦率地講”、“說實話”之類提法，差不多是口頭禪了。
當記者問到今天東莞會不會涉黃時，他說“一單都不可能，實事求是地講，我今天不敢說這個話”;當問到兩會時爲何不搭記者腔時，他說“坦率地講，我是沒有思想準備”;當問到網絡稱東莞性產業達500億這個數字時，他說“說實話這個數據我也非常關注”。還有“實事求是地講，我們真沒去統計過這個數字”、“實事求是地講，市長沒有壓力是不正常的”、“實事求是地講，不會‘死灰復燃’”。
心理學分析稱，強調“說實話”往往是下意識說謊的節奏。電影《無人區》中那個喜歡把“我實話告訴你”掛在嘴上的風塵女最後跟男主角說：每當我說“實話對你說”的時候，其實說的都是假的。當然，袁市長說的未必是假的，官員講話當然應該“坦誠”，說話當然得說“實話”，分析當然得“實事求是講”，可把“實事求是講”掛在嘴上，就讓聽者很不舒服了，甚至覺得比較假了——難道其他的都沒說實話，得強調“說實話”後面說的纔是實話嗎?
我注意到，不少官員都有類似口頭禪，這不僅是話語習慣問題，背後反映的是官民之間缺乏信任的現實，一些官員在公衆面前缺乏話語自信，知道自己說的很多話公衆不相信，很難讓公衆覺得自己說的是實話，平時留下了太多“不實事求是地講”的惡劣印象，所以不得不借助“實話對你說”之類的表達進行強化。
這首先是一個缺乏事實和邏輯自信的表現，用“實事求是地說”來掩蓋不合常情常理。
如果講的是事實，有據可查，合乎邏輯，那用事實和邏輯來說服公衆就可以了。沒有說服不了的公衆，只有缺乏說服力的證據。自己也知道說的可能不合常情常理常識，無法自圓其說，知道這麼說了別人很難相信，但又非得讓人信，只好說“實話對你說”了。就拿袁市長所言“東莞涉黃那麼厲害，我們也沒想到”，這似乎很不合常理，連老外都知道東莞的性都之名了，外地人都將其當成了性產業的代名詞，真的實事求是地講，一市之長豈會不知道?
“實事求是講”掛嘴上，也是有自知之明，深知老百姓怎麼看待一些官員的話語，知道自己無論如何說，老百姓肯定會懷疑，於是有一種強烈的衝動告訴公衆：我這次沒說假話，我真的非常坦誠，你一定要相信我說的是實話。有公信力和權威性的人絕不會把“跟你說實話”掛在嘴上，有一說一，說一不二。那種有信用危機的人才會不斷用“實事求是講”來裝飾可信度。
這種口頭禪，也跟一些官員的人格分裂有很大關係，掌握着兩套話語體系，一套是在系統之內講的，或在大會小會上講的，愛講空話套話大話廢話，愛講最安全最正確的官話，常常講的言不由衷，也知道經不起推敲。但接受媒體採訪或私下與人聊天時，又是另外一套話語體系，也會夾雜幾句真話實在話，流露點兒真性情，面對一些真問題。一些官員常常在這兩套不同的話語體系之間轉換，有些人轉換起來很自然，而有些人轉換起來則比較生硬，會藉助“跟你說實話”、“實事求是講”之類的話語柺杖。
如果都講實話，就不需要藉助這個聽者感覺很彆扭的柺杖了。聽衆不是傻子，說的不是實話，就是強調一萬遍“實事求是講”，聽衆只會覺得你是缺什麼喊什麼。當然這不是針對東莞的袁市長，每個喜歡言必稱“說實話”的都該自省，即使是無意識所言，也應該警醒自身是否已出現信用危機。
近日30多名法學家和NGO組織負責人齊聚人民大學，就剛剛上路就命運多舛的嬰兒安全島去留問題以及有關棄嬰的法律問題展開討論，民政部官員在會上籲請社會寬容看待嬰兒安全島，並表示民政部正會同有關部門抓緊研究制定重病殘兒童社會保障政策。
個人認爲安全島的.去留其實並不構成一個問題，某些城市的嬰兒安全島暫時關閉，反映的問題是：不能讓嬰兒安全島成爲棄嬰救助的“孤島”，而是應完善相應的後續政策和配套措施，建立更大的“安全島”，這樣才能使嬰兒安全島也能安全有序地運行起來，而不至於同樣成爲“棄嬰”。
嬰兒安全島的關閉，其實是緣於操作性障礙。短時間內大量棄嬰的出現，患有較嚴重新生兒疾病的比例過高，這遠遠超過了福利院能夠接收嬰兒的極限，而導致福利院在醫療、護理、康復、特殊教育、後勤保障等方面的工作無法得到保障，這是安全島關閉的直接原因。這裏就出現了一個悖論：一方面，安全島本是爲求助棄嬰而設，棄嬰量大正說明安全島設立的價值所在;而另一方面，卻因爲需要救助的棄嬰過多，安全島不得不暫時關閉，這反而堵塞了棄嬰救助的一個新通道。這說明，棄嬰安全島不能一設了之，而是應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爲其運行提供相應保障，尤其是在福利院的經費、人員和設施等方面加大建設力度，鼓勵民間機構參與棄嬰救助工作，減輕政府福利機構的壓力，或在周邊城市設立更多的安全島。
但安全島畢竟只是治標之舉，相關部門更應該探尋棄嬰背後的深層原因，從源頭上解決棄嬰問題。這裏需要做好的三個方面是：第一，應加強新生兒的疾病預防，降低殘病嬰兒的出生率。殘病嬰兒是造成棄嬰的最主要原因，加強婚前檢查、做好出生缺陷預防等，無疑是提高生育質量和水平的有效途徑。第二，完善社會保障體制，對困境兒童實行分類保障，建立新生兒營養補貼、貧困家庭子女津貼、殘疾兒童醫療康復和家庭護理補貼、收養殘疾兒童津貼等兒童福利制度，使其在經濟上不會有太大的壓力，這也是避免其把撫養責任推給社會的有效措施。第三，建立健全我國社會救助領域的制度和法律體系，如未成年人保護制度、兒童福利法等，建立兒童監護監督干預機制和國家監護服務體系，切實加強對棄嬰及未成年人權益的保障。
當然，要落實這些措施，比建立一個嬰兒安全島要困難得多，但這纔是更大、更有保障的嬰兒“安全島”，這個“安全島”建好了，嬰兒安全島是否關閉，就不成爲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