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底，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離去了。米爾頓。弗裏德曼，這位20世紀最有影響力之一的經濟學家，被稱爲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教父。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美國等西方國家出現了高物價和高失業率並存的“滯脹”現象，各國政府一直奉行的凱恩斯主義理論不能給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學者們無論如何修正凱恩斯主義，也沒有找到切實可行的解決問題的良方。曾經將西方國家從經濟危機中挽救於崩潰邊緣並在二戰後引導重振經濟的凱恩斯主義已無力迴天。此時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讓人們看到了曙光，皮諾切特、撒切爾、里根這些義無反顧的推行者們沒有失望，經濟的逆轉實現了。這個身高僅1.60米的矮個子猶太人用自己的思想學說征服了世界。
美國奮鬥史
1912年，弗裏德曼出生於一個猶太移民家庭，父親在16歲時從俄羅斯移民到美國。父母赤手空拳組建起的家庭，只能靠父親艱難經營小商鋪、母親在工廠當紡織工維持生計。
從大學時代開始，弗裏德曼就必須自食其力。猶太人的精明，“天生對生意的精通”，讓他可以毫不費力地賺得溫飽，甚至一時的富足。
無論在何種生活狀態下，弗裏德曼的骨子裏始終充滿樂觀。他從母親身上首先看到這種樂觀，雖然在“血汗工廠”謀生，“母親從來沒有對她做工的經歷有過負面評論，相反她認爲這份工作讓她有了生活來源的同時還學習了英語，適應了新的環境”。
弗裏德曼曾經面臨許多選擇，有時甚至需要用“擲銅板來決定”。正如他在諾貝爾獎演講中的感言：“我不能說我選擇了捷徑，但是我選擇的道路決定了我人生的全部內容。”大學畢業後他曾經猶豫於精算師、數學家還是經濟學家的選擇之間。面對當時美國處於空前絕後的經濟危機的低谷時期，如何擺脫經濟危機，如何減少失業？弗裏德曼意識到當下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因此選擇成爲經濟學家似乎比成爲數學家或是精算師更能解決燃眉之急的問題，更有用武之道。
弗裏德曼規則
凱恩斯的理論曾經把各國經濟拯救於經濟危機崩潰的邊緣，但經歷了二戰以後的高速增長，各國經濟普遍出現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的滯脹困境。20世紀50年代起，弗裏德曼向凱恩斯主義政策提出了挑戰，強烈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他認爲，通貨膨脹從本質上說在任何時候都是一種貨幣現象，因此貨幣就是宏觀經濟中最重要的因素，政策應該把貨幣發行量作爲唯一的政策工具。這就是著名的“弗裏德曼規則”：最優的政策是貨幣發行的增長率始終保持一個不變的速度，而政府應該放棄對經濟的微調而代之以這種固定的規則，從而避免干預自由市場。
他的理論讓他成爲當時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的座上賓，貨幣主義對美英等國的經濟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英國，撒切爾夫人上任後全面接受弗裏德曼理論，大刀闊斧地推行自由經濟政策。雖然在她執政的最初幾年，這一政策加劇了經濟低迷、失業上升，由此招致嚴厲抨擊，但撒切爾夫人並沒有妥協。到20世紀80年代末，英國經濟開始表現得有聲有色，有效控制了通貨膨脹，經濟顯著增長。英國成爲貨幣主義的成功試驗田。
在美國，貨幣主義也成爲里根政府的執政哲學。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裏，美國通貨膨脹率從10%降至3%左右。弗裏德曼的理論成爲三任美聯儲主席政策準星，也影響了這個時代的各國央行行長。
由此，貨幣主義流行起來。
盛名之上
弗裏德曼一生鼓吹自由市場經濟，反對國家干預。但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他的思想被視爲荒誕不經，美國許多名校拒絕使用他的書，圖書館也從不把他的書擺放到書架上。有人說，弗裏德曼在學術聽衆面前出現不啻於造物論者在自然課上出言反對達爾文的進化論。即便如此，這個倔強的小老頭依然堅持他的信念，到各大名校與凱恩斯主義者們當臺辯論。據稱，言辭犀利、思維流暢的弗裏德曼從未輸過任何辯論。
當弗裏德曼像唐吉珂德一般無奈而堅持自己的理念時，被西方國家唾棄的智利獨裁皮諾切特成爲第一個聽他說話的人，後者採納了弗裏德曼開出的控制貨幣發行的藥方。在此後20年裏，經濟創造了高增長、低通脹和出口繁榮的奇蹟。由於皮諾切特是推翻民主政府取得政權的軍政府，當時智利通貨膨脹高達700%到1000%，弗裏德曼應邀爲智利政府出謀劃策，“貨幣主義”不負重望地治理了智利的通貨膨脹，使智利經濟實現了20年高速增長。
但弗裏德曼幫助一個軍政府背景的國家而非民主國家，因此讓他在獲得諾貝爾獎的道路上麻煩重重。甚至1976年他當選時，也成爲諾貝爾獎歷史上唯一沒有全票通過的獲獎者，得票數爲3∶2 .他參加頒獎儀式期間，瑞典斯德哥爾摩甚至出現了遊行者。
弗裏德曼並不在意外界的反響：“我做的不過是像醫生一樣，去爲戰勝一場瘟疫提供技術支持。”即使面對人們的冷漠，弗裏德曼並沒有躲進象牙塔裏——他始終認爲自己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技術專家，因此他需要讓別人瞭解、認識並運用他的“技術”——他關注自己的理論是否可行，他決意不做一個理論空想家。他的`策略是走出象牙塔。
早期他與尼克松政府交往甚密，雖然後來他承認自己最初的判斷有失偏頗。後來與里根政府關係親密。與政界交往的直接後果就是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從此弗裏德曼與媒體交往一發不可收拾，更主要的是他從此發現了媒體的影響力。
1962年他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出版後，他就開始受到公衆的矚目，他的捍衛自由市場的言論受到了追捧。他開始在各處公開發表演講。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後，公開演講的邀請更像潮水一樣涌來。從1966年起他就開始爲美國《新聞週刊》每兩週撰寫一篇專欄，一直到1984年，從未間斷。他的專欄也因貼近大衆話題的深入淺出以及簡練精緻的文筆而大受歡迎。即使對於《花花公子》（Playboy）這樣的雜誌，當弗裏德曼“發現這本雜誌有一個嚴肅的知識分子讀者羣”，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採訪。
而他最深入人心的巔峯時刻，是在1980年1月推出歷時3年製作的電視系列片《自由選擇》在美國公共廣播公司電視臺的播出。爲進一步增加影響力，他在同年出版了他和夫人羅斯根據電視片內容合著的《自由選擇》一書，該書成爲當年美國最暢銷的非小說類讀物。
成爲公衆人物的經濟學家並沒有放棄他的學術立場，象牙塔是他始終堅守的舞臺，“我的職業是專業經濟學家，我的副業是公共政策”。他對自己和學生的建議是：“如果你在華盛頓工作的時間超過兩三年，你就可能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而無法回到學術界。”因此有人這樣評論他：“在提倡自由放任原則與貨幣經濟學的許多年中，即使是他的批評者也同意，他從未犧牲過他的思想的完整性。他拒絕了若干個政府職位，因爲他認爲這使他無法堅持自己的原則。”
政府在更迭，經濟的問題層出不窮。50年前弗裏德曼專注於研究治理滯脹的方法，把虛無的宏觀問題分析得透徹清晰，並且真正地解決了現實的問題。他確立了自己的理論，逆轉了二戰以後長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導的經濟下滑。在舊有的原理中發現新觀點，擁抱新事物，並堅持不可動搖的信念，直到完善和實現，這就是弗裏德曼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