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學：
大家好，我是王澍。剛纔小撒說到很多人不知道普利茲克獎，其實這個不奇怪，因爲這個獎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呢，多少代的建築師想得都得不到，最後居然被一個以叛逆著稱，一直到今天幾乎仍然工作和奮鬥的建築師所獲得，很多人都跌下了他的眼鏡。所以如果說在中國的建築界，你要找一個人，說他從青年時代開始就以叛逆著稱，而且一直叛逆到他的成年，我想我肯定是其中之一，而且比較突出。很多人說叛逆，你憑什麼叛逆，青春期有一種莫名的情緒，就是叛逆。
青春期大家其實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情緒，你的那種活力。你面對的這個社會，有點不可知的一個狀態;很多的成年人都在教訓你，讓你這樣讓你那樣;你又不太反駁得過他們，但同時你隱隱地知道，他們好像也不完全是對的。就是那樣的一種情緒，那麼大家可能會有個問題，這樣的一個人，他是什麼時候開始，是這樣一個狀態。
因爲這個狀態對於學生來說不太正常，連我自己都覺得奇怪，你不可以想象我的，比如中學是什麼樣子的。我中學時是一個標準的好孩子，好到什麼程度呢，從入校開始我就一直是班長、團支部書記、西安市市級三好學生。那麼這樣的一個好學生，怎麼可能後來會變成如此叛逆的學生?
有一件小事兒和我後來特別有關係，我記得我當時在中學的時候有一堂課就是歷史，在讀歷史課的同時我看兩本書，一本叫《法國大革命史》，一本是馮友蘭先生的《中國通史》。那兩本史看完之後再看課本，那課本就可以直接扔到垃圾桶裏去了。因爲它太幼稚、太簡單，歷史被他們概括得幾乎就變成了沒有。我記得我上課的時候，我們那個老師是剛畢業的一個年輕老師，我坐在第一排，他就老有點狐疑。因爲他講的其實不多，發現那個學生拿着本在那寫，寫的內容好像遠遠超出他在課堂上所講的。下課的時候他說能不能把你的筆記本給我，讓我看看。我就給他看，他說能不能讓我帶回家去看看，我說行。第二次上歷史課的時候，他就說，他說：“這個學生，將來一定是不得了的。”
我進大學，那時候是南京工學院。我剛一進大學，每個系選一個學生做學生代表，在一間小會議室裏聽校長訓話，我就是建築系的學生代表，如果我不足夠好的話 ，在那個年代是根本不可能被挑選去聽校長訓話的。我們的校長很有名,他是錢鍾書先生的弟弟——錢鍾韓，一個叛逆的校長。我記得印象很清楚，那次訓話他的一個核心的話“什麼是好學生 ”好學生就是那種敢向老師挑戰的學生。他說：“你們不要以爲你們那些老師都多麼的了不起，很多人就是在混日子，如果你提前三天對你所上的課做認真的準備，你在課堂上問三個問題就有可能讓你的老師啞口無言，他就下不了臺，這樣的學生纔是好學生。”這個對我的衝擊很大，但是也讓我很振奮，因爲我突然意識到我來對地方了，大學這纔是我想來的地方。
很多人後來問我說你大學學習你的祕訣是什麼，我說很簡單就是自學。當錢鍾韓校長說你要比老師備課更勤奮的時候，我就是這麼做的。我是很早就發現有一個好地方叫圖書館，完了我很早就進了圖書館，我開始看所有那些課堂上沒有教過的東西。大學二年級，我當時就開始放話了，我說已經沒有老師能教我了，因爲他們講的東西和我看的東西一對比，膚淺、幼稚、保守、陳舊就這八個字。當然我這樣做其實確實引起我很多同學的緊張，我記得我夜裏十二點鐘睡覺，我睡在上鋪，看出去我同寢室的同學拿着黑格爾的哲學史還坐在樓梯上在看，不睡覺，因爲樓梯的燈還亮着。造成了一種壓力，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態。
再一次所謂的叛逆的時候，就是剛纔說的我寫了一篇重量級的文章叫做作《破碎背後的邏輯——中國當代建築學的危機》。這篇文章從樑思成一直評到我當時的導師十幾個先生。因爲我當時覺得很奇怪，中國的這個學問是怎麼做的，不痛不癢，所有的東西都是含含糊糊說兩句。如果永遠都這樣不說下去的話，那我們肯定是這樣，我們的水平停留在1930年代，確實是不會再變化了。所以我當時寫了這樣一篇文章，沒有人給我發表，其實我也沒所謂，因爲這篇文章是給自己寫的。一個人如果說要有點牛氣，就要這樣。基本上我今天，一直到現在，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只是把我1987年寫的這篇文章，我所說的，我認爲可能要發生的，我認爲應該這樣去做，朝這個方向去走的。其實在那篇文章裏，基本上說清楚了，但是怎麼做出來，說完了是不算的。我爲了實踐我當時所說的，又花了二十五年來實踐我所說的。
當然碩士畢業的那個事情大家可能有些人是知道的，碩士畢業的時候其實我完全可以用我前一篇文章作畢業論文，但是我寫了另外一篇，因爲我覺得還有些事情沒說清楚。論文的題目叫《死屋手記》，其實對整個當時中國建築界的現狀，建築教育的現狀，包括我們自己那個學校的現狀，一個影射。但是它的實質是對當時大家熱衷地在追逐的西方現代建築的基本觀念的再認識和再批判。大家可能會知道，就是我這個論文第一輪全票通過了，但是在學術委員會表決的時候，他們取消了我的碩士學位，因爲這個學生實在是太狂，所以他們沒有給我學位。當然這個對我沒有打擊，我覺得我那時候已經書讀到有一點點超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