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紅旗渠精神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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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紅旗渠精神是什麼

今天的年輕人,知道紅旗渠的可能不多。那是上世紀60年代10萬河南省林州(當時還叫林縣)人民,苦戰十個春秋,在太行山上開拓出來的一條“人工天河”。

林州自古是一個十年九旱、“水缺貴如油”的地方。1960年2月10日,林州開始實施“引漳(漳河)入林”工程,經過十年苦戰,僅僅靠着一錘、一鏟、兩隻手,在太行山懸崖峭壁上修成了全長1500公里的紅旗渠,被譽爲“世界第八大奇蹟”。周恩來總理曾說:“中國有兩大奇蹟,一個是南京長江大橋,一個是林縣紅旗渠。外國朋友來到中國,應該去參觀一下紅旗渠。”

紅旗渠精神中的民族財富

所謂紅旗渠精神,也就是在紅旗渠修建過程中形成的集體意志的寫照,後人把它概括爲“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團結協作,無私奉獻”十六個字。

紅旗渠精神是以獨立自主爲立足點,以艱苦創業、無私奉獻爲核心,以團結協作的集體主義精神爲導向,既繼承和發展了中華民族勤勞堅韌的優良傳統,又體現了當代中國人的理想信念和不懈追求。因此,紅旗渠已不單純是一項水利工程,而已成爲民族精神的一個象徵。

在紅旗渠精神的傳承中,個人以爲,對貫穿於紅旗渠精神的集體主義原則要有一個全新的認識和理解,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使集體主義成爲我們民族的精神財富。

儘管時代條件發生了鉅變,但對於紅旗渠精神的其他幾個方面,人們的認識大體是一致的。惟獨對於集體主義的精神和原則,人們有一些爭議。這既與我們過去對集體主義的誤解有關,也是因爲作爲集體主義的現實基礎發生了變化。

與強調個人價值的個人主義不同,集體主義強調集體價值,集體利益優先。所以,一旦在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個人要以集體利益爲重,個人利益應當無條件地服從集體利益。只是在這個前提下,集體才必須盡力保障個人的正當利益得到滿足。這是我們過去對集體主義的理解。這個理解也不能說有錯,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這是集體主義的內核和本質,去掉了這點,也就不是集體主義。

但是,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僅這樣來理解集體主義是不夠的,勢必會與現實脫節。所以,我們需要在保持集體主義本質的基礎上,拓展集體主義的內涵。

市場經濟需要集體主義

集體主義在中國有漫長的傳統,這與我們這個民族外部生存的條件有關。太遠不講,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到了亡國滅種的地步,所以民族救亡和國家圖強的任務使我們當仁不讓地選擇了集體主義。這樣來看,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後實行計劃經濟就是很自然的,計劃經濟的價值基礎乃是集體主義。

在改革開放後,我們逐步實行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以等價交換爲基礎、以利益競爭機制爲特徵的經濟運行模式,等價交換就意味着交換主體是獨立的,不論是個體還是作爲單位的法人,它都是獨立的,不依附於他人的,所以它天然需要個人主義。

在時代條件發生變化、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後,集體主義價值觀備受質疑,甚至被妖魔化,有被消解的危險。與此同時,個人主義得到極大張揚,甚至走向個人利益和個人權利至上的另一極端。在現實中,也出現了把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對立起來的狀況。

因此,集體主義在今天的邊緣化,有一定的時代和認識基礎。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在市場經濟時期就不需要集體主義,集體主義就理當進博物館。如果這樣認識,也就太膚淺。

絕對意義上說,無論我們怎麼討厭集體價值,不喜歡集體主義,怎樣張揚個人的自由,只要有人類存在,有人類不可克服的困難,有未知的領域要探索,就需要團結協作的集體主義精神,就需要合作。從市場經濟本身來說,它也並不必然排斥集體主義。市場經濟是分工的產物,而分工的反面就是合作,只有分工沒有合作,是不可能產生市場和市場經濟的。比如,一個市場的交易行爲,雖然交易主體是獨立的,但交易本身是一個合作過程,產品的交換隻有通過滿足社會的需求,通過爲他人服務、爲社會服務,才能獲得利潤。現代市場經濟尤其如此,保證交易成功,需要一系列的合約。

所以,市場經濟條件下獨立的、自主的、平等的、多樣的經濟主體,與集體主義原則並不必然是一種對立關係。恰恰相反,在市場建立和存在的層面上,集體主義原則是市場經濟的一種必然道德要求。

正是市場經濟創設了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結合和相一致的經濟前提,使市場機制在激發個人活力的同時,也增強了社會的活力,在滿足個人利益的同時,也實現社會利益。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主體,只有遵守集體主義原則,做到利己和利他的有機結合,才能不斷創造市場,不斷實現個人利益,不斷擴大自己的財產,同時又不斷推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在這裏,集體的利益和個人的利益實現了統一。

可見,那種認爲由於市場經濟與個人主義之間的內在聯繫,個人主義被看成是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基礎,從而集體主義被認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實現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觀點是錯誤的.。

重新詮釋集體主義

市場經濟事實上是一種融利己與利他爲一體的經濟運作方式,它在廣泛的領域疏通了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結合,是經濟主體的一種“自由聯合”,對集體主義有着客觀要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應該這樣來理解集體主義所包含的內容:第一,集體是個人實現全面自由發展的首要條件,“只有在集體中,纔可能有個人自由”;第二,集體必須重視和保障個人的正當利益,一個不重視、不保障個人正當利益的集體就是一個“虛幻的集體”,是集體成員的“桎梏”;第三,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辯證統一是現實,集體利益的發展帶動個人利益的發展,個人利益的增加帶動集體利益的擴大。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集體主義和集體原則,在今天的時代條件下,集體主義不僅存在着實現的可行性,而且在實現方式和擴展路徑上具有現實的基礎,這就是大力發展企業、培育和壯大社會組織。

企業本是一個“集體”,它在分工的基礎上,強調有一個“共同意志”來引導員工的行動和企業的發展。但要使企業這個“集體”發揮更大作用,就必須有一個相對明確的產權。這一點,在中國當前的情況下,尤其重要。只有產權明析,企業作爲“集體”的身份才清晰。另外,各類社會組織更是一個一個小的社會共同體,即集體組織,在這個共同體中,每個人相對他人都是獨立的、自由的,然而它又受到共同體價值和規則的約束,需要成員犧牲和讓渡部分利益,來達成共同體的目標。

所以,在新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要求下發展紅旗渠精神,尤其是集體主義價值觀,我們必須重新詮釋集體主義。而作爲當代承擔集體主義價值的最好載體——企業和社會組織,國家應該給它們鬆綁,爲其發展出臺政策,提供有利條件,使人們從計劃時代依附於國家這個大集體、最高的集體轉而成爲企業和社會組織這個小的共同體中的一個成員,並通過它們的發展服務社會,這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中國夢的實現有益無害。否則,原子式個人無法形成一個有效的公共生活,參與公共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