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的作品往往會流露出一種尖酸與辛辣。筆尖敏銳、點點到位是他寫作的最大特點。《俊友》也不例外，作者就是用了尖銳的手法，把杜洛阿這個邪的小人刻畫得入目三分。
我認爲，奸與尖不僅在音韻上，更在意義上有着必然的聯繫。一個尖酸刻薄的人可以被認作爲奸邪；但對於社會上所出現的嚴重問題能尖刻對待的，就不能稱之爲奸；反之，要稱之爲“時代的作家”。
時代的作家，其目光一定是尖銳的。他們的眼睛一定能看見民之疾苦與世之裨漏，用富有攻擊性的文筆讓那奸邪之人暴露在陽光底下，無處藏身。
《俊友》中的杜洛阿，是法國一戰時的典型渾渾形象，但是杜洛阿是個奸猾無比的人。什麼是兔死狗烹，什麼是過河拆橋，讀過些書後，你一定會記憶猶新。這些像杜洛阿一樣的蛀蟲敗壞了當時的風氣，打破了道德倫理，並且利用輿論來操縱國家關係，是些不折不扣的寄生蟲。在批駁小人之餘，讀者不難看出文中的美男計的屢屢成功，正是當時社會上一種嫌貧此文來源於文祕站網富、只注重表象的不良風氣所造成的。
這些批駁、諷刺，不正是一個時代的作家所應當做的嗎?
魯迅又是一個時代的作家，是一個用筆頭作戰的無畏勇士。所以，做時代的作家，勇氣尤爲可貴。其實“尖”這個字，本來就透露了一種無畏的，先鋒的，充滿活力的品質。莫泊桑是個“尖”的人。魯迅也擁有了“尖”，他不顧個人安危，常年轉戰南北，撰寫一些批判舊社會，批判反動派的優秀作品。
但要做時代的作家不只是寫些時事的點評罷了。
《俊友》中的.杜洛阿不是一個時代的作家。他雖然常寫些時事點評，但是他的寫作投機取巧，故弄玄虛。怎及得上魯迅?如果說魯迅是個“尖”的人，那麼杜洛阿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奸人。所以說，做“尖”的人，寫作中更要有一種精神，一種關係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東西。
有人說，現在的文壇上少了魯迅，少了莫泊桑。其實不然，有大量的青少年作家敢於批駁社會上的錯誤，前兩年的高考中，一位學生寫下了《吳誠信的診斷報告》一文，正面面對當時社會上的誠信危機；韓寒頂住社會壓力，寫下《三重門》，正面面對了教育及管理上的嚴重弊端。他們都是“尖”的人。
還有人說，寫好作文只是作家的事。其實更不然。我們每個人都是作家，寫作文時要針對社會問題，實事求是，不能避短揚長，更不能虛僞假面；敷衍了事，要寫對社會負責的作文。做人如同作文，要有“尖”的品質，去打擊一切的“奸”，讓社會良性循環。
總之，無論做人還是作文，都要學習“尖”的精神。這樣的作家，社會之棟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