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宋代； 士人心態； 昭君詩
論文摘要：昭君出塞是歷代詩人樂於吟詠的題材，兩宋共有近八十位作家創作了吟詠昭君的詩作一百三十餘首。這些詩作寄託了宋代士人各自的人生感慨，從中可解讀出他們精忠報國的熱忱、懷才不遇的悲憤、對現實的控訴及人生無常的嘆惋等各種不同的心態。
昭君出塞的史事是中國文人墨客喜於談論的一個話題。以晉石崇《王昭君辭》爲濫觴，歷代歌詠昭君的作品不絕如縷，可謂“作者寖多，不容措手”[1]，構成了一道綺麗而獨特的景觀。因時代的變遷和作者的變化，這一古老題材被不斷注入新鮮的生命，歌詠昭君的詩詞曲作品也在不同的時期呈現出不同的情感傾向和精神風貌。其中，吟詠昭君的詩歌作品成就較爲突出，尤以唐、宋爲最。唐代以前的詠昭君詩多是“哀其不遇，憐其遠別”，敘寫昭君之悲怨；唐代詩人則融入了作者的主觀情志，拓寬了此題材的主題。宋代詠昭君詩得到進一步的深化，其抒寫的昭君形象，已經突破了單純悲怨的侷限，成了詩人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融合的載體，並深刻地體現了其思想觀念、情感意向、精神構架和價值選擇。據《全宋詩》考察，兩宋共有八十餘位作家創作了以昭君爲主要吟詠對象的詩作一百三十餘首。這些詩作中，透露出有宋一代士人多層次的心曲，寄寓了宋代詩人精忠報國的熱忱、懷才不遇的悲憤、對現實政治的控訴及人生無常的嘆惋等各種心態。
一精忠報國的熱忱
在中國封建裏，文人地位之尊崇、待遇之恩厚，莫過於宋。宋太祖開國之初，汲取五代藩鎮割據、政權迭更的歷史教訓，爲鞏固政權，制訂了“興文教”、“抑武事”的傳統國策。宋代又改革了科舉制度，廣開取士之途，仕途出身集中於科舉一路，使得不少寒介之士得以晉身仕途。進士及第後，通過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考選，及第者便成爲“天子門生”，榮耀無比。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等都曾以進士高中得到過當朝皇帝的獎譽。加上宋初實施輕徭減賦等措施，國力強盛，故而文人普遍具有高漲的政治熱情。他們以國家的棟樑自居，意氣風發地發表政見。“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歐陽修《鎮陽讀書》），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風貌。因此，在宋初士人的詠昭君詩作裏，流露出對於國家民族命運的強烈關注和深切憂慮，以及渴望建功立業的豪情。邢居實《明妃引》雲：“少年將軍健如虎，日夕撞鐘搥大鼓。寶刀生澀旌旗卷，漢宮嫁盡嬋娟女。寂寞邊城日將暮，三尺角弓調白羽。安得猛士霍嫖姚，縛取呼韓作編戶。”[2]（p14810）此詩頗具唐人風骨。詩中所刻畫的少年將軍、邊城猛士的形象，充滿了活力四射的少年意氣和昂揚進取的樂觀精神。少年將軍、邊城猛士的慷慨豪邁、激情噴涌，不正是詩人自身對國家和民族的強烈自信與渴望精忠報國之熱忱的生動寫照嗎？
宋代詩人渴望建功立業、安國靖邊的情懷，往往借追慕、讚譽昭君的形式表現出來。他們賦予昭君勇於承當國家政事的膽略和豪氣，詩中的昭君“一朝按圖聘絕域，慷慨尊前爲君去”（姚寬《昭君曲》，p22061），儼然一個以身許國的英雄。詩人甚至替昭君發出這樣的壯言：“能爲君王罷征戍，甘心玉骨葬胡塵”（郭祥正《王昭君上馬圖》，p8989），“巫峽江邊歲屢更，漢宮日月亦崢嶸。此身端可清邊患，誰惜龍沙以北行”（陳長方《王昭君》，p22252）。詩人發揮了史書中關於昭君“主動請行”之史實，進一步賦予昭君爲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縱使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的更崇高的愛國精神。在宋代昭君詩中，詩人以昭君自許，通過昭君之口道出自己理想的情況在在皆是。這些詩作中的昭君，或充溢着慷慨激昂的決絕剛毅，如“寧爲龍塞青青草，不作昭陽細細腰”（呂本中《昭君怨》，p18264）；或深蘊着甘忍羞恥的委曲求全，如“若藉此行贖萬骨，甘忍吾恥靡一身”（趙汝鐩《昭君曲》，p34202）；或流露不顧生死的豪情表白，如“但令黃屋不宵衣，埋骨龍荒妾其所”（陳造《明妃曲》，p28031），“妾身生死何須道，漢人嫁我結和好”（方一夔《明妃曲》，p42254）；或發出勇赴國難的悲壯誓言，如“命薄身存有重輕，天山從此靜埃塵”（王洋《明妃曲》，p18937），“長城不戰四夷平，臣妾一死鴻毛輕”（高似孫《琵琶引》，p31984），“慨然欲自往，詎忍別恩光。倘於國有益，尚勝死空房”（趙文《昭君詞》，p43236）。
所有這一切，都是詩人內心激情的噴涌。這些昭君詩“要當言其志在爲國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爲念，則詩人之旨也”[3]。的確，詩人的這種表述，實質上就是爲自己甘願爲國獻身的意願表達張本。昭君的決絕，就是宋代士人的決絕；昭君的表白，就是宋代士人的表白；昭君的誓言，就是宋代士人的誓言。宋代士人乃是借對昭君的歌頌，來抒寫自己渴望捐身赴命、精忠報國的滿腔熱忱。
二 懷才不遇的悲憤
儘管文人們普遍有着以身許國的政治熱情，儘管宋王朝大開科舉之門，爲士人們步入仕途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但真正能抓住這個契機並在仕途中一展抱負的畢竟只在少數。大多數士人仍然不能步入仕途或即使步入仕途卻並不得志，如范仲淹、蘇軾、秦觀等。加上宋代朝廷黨爭激烈，北宋自慶曆新政起，圍繞着革新與守舊問題，黨爭就持續不斷；南宋朝廷則始終存在主戰與主和的鬥爭。宋王朝爲了確保政權集中於皇帝之手，採取了執政分權、職務流動、臺諫言事、厲行貶謫等措施，使仕宦者總處在如履薄冰、浮沉不定的狀態中，升、降、出、入十分頻繁。因此，宋代大部分士人雖身負絕學，卻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不平則鳴，王昭君於是便成了宋代士人釋放內心深處這種懷才不遇之悲憤的“假借物”。
中國文學歷來有着以香草美人喻君子的傳統。屈原《離騷》中即以“美人”喻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對美人的孜孜以求來比喻對美政理想的上下求索；建安詩人曹植的詩句“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亦是以美女的盛年不嫁來比喻君子的懷才不遇。昭君的未能見寵於皇上，與士子們的懷才不遇極爲相似。唐代詩人已經開始採用這種比喻方法，如李白在其名篇《王昭君》中即借“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冢使人嗟”等語隱晦地寄託自己無人引薦而才華不施的悲憤。[4] 宋人承唐人餘風，更加普遍地在昭君詩中暗寓自己深刻的同情及強烈的懷才不遇之感慨。袁燮《昭君祠》雲：“自古佳人多命薄，亦如才士多流落。人才有益尚疏外，佳人無補何可懟。君不見蕭生堪猛豈不忠，君王疑信終不容。”（p31000） 詩人直接以佳人之命運比才士之見疑、流落，雖然少了唐詩幽微含蓄之美，但這種直白式的袒露使詩人的憤慨得到更強烈的彰顯，倍見古樸和勁直。部分詩人以昭君作比，認爲昭君命運誠然可悲，但至少其美麗還廣爲人知，其出塞之舉更讓她青史留名、垂芳百世，而許多身負奇才的士人卻終生不遇，最終含恨命歸塵土。程鳴鳳在《明妃》詩中就無限感慨道：“漢宮粉黛應無數，明妃卻向氈城路。自憐傾國不用金，翻被一生顏色誤。世間那有真妍媸，明妃馬上休傷悲。不信但看奇男子，多少塵埋未見知。”（p40657） 同時代的吳龍翰在《昭君怨》中也發出了同樣的浩嘆：“漢家金屋貯蛾眉，六宮何啻三千姬。中有一姬傾國色，可憐不到君王知。……君王按圖不入眼，出身遠嫁單于妻。……猶勝男兒未貴時，咫尺金門如萬里。”（p42895） 程、吳二詩沉痛語卻均以安慰的口氣緩緩道出，表面的平靜勸解下，是痛徹心肺的悲憤和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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