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本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
經濟增長的因素是什麼？古典經濟學家認爲自由貿易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因，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遜（D·H·Rohertson）認爲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Engine for Growth)。諾克斯認爲“國際貿易不僅是簡單地把一定數量的資源加以最適當的配置的手段，它尤其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馬克思也提出了內涵與外延兩種經濟增長方式，並揭示了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規律性。新古典經濟學家用生產函數方法分析了內涵式的擴大再生產，並將技術進步因素從資本與勞動中分離出來，認爲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二次世界大戰後，隨着科技的進步，經濟的發展以及經濟理論與研究方法的不斷演進，特別是宏觀經濟學的興起和統計計量方法的不斷成熟，人們更多地注意總投資、總收入、總儲備與總消費這些總量的相互關係。而通過對這些總量的分析發現：造成不同國家和地區以相同的實物投入而帶來差額懸殊的收益增長的主要因素在於人力資源的質量與存量上的差異。於是，人力資本便成了人們研究的焦點，人力資本理論也應運而行。
人力資本理論的歷史回顧
在人力資本的研究中，最具開創性的當數舒爾茨(Schultz)的人力資本理論和貝克爾(Becker)人力資本投資理論。
1960年，舒爾茨在《人力資本的投資》的演說中指出，傳統的古典經濟學單純從自然資源、土地和資金的角度出發，不能解釋生產力提高的全部原因。舒爾茨認爲，二戰以來，一些戰敗國如西德、日本以及一些自然資源貧乏的國家如瑞士、丹麥其經濟都高速增長；而一些資源豐裕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卻不盡人意。其根本原因在於被人們乃至衆多經濟學家所忽視了的重要因素——人力資本的不同。舒爾茨進而得出結論：人力資本是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原因；一國人力資本存量越大，質量越高，其勞動生產率就越高。同時，人力的取得並非是免費的，它的形成是投資的結果。而且只有那些掌握了知識與技能的人力資源纔是一切生產資源中最重要的資源。另外，人力資本具有收益遞增的特性，也能改善物質資本的生產效率。對此，舒爾茨採用收益率法測算了美國1929-1957年間人力資本投資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資在經濟增長的貢獻的比例競高達33%，這一數據足以證明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
貝克爾在研究人類家庭時，提出了“時間價值”理論與兒童“量—質”權衡理論以及人力資本投資—收益均衡模型，即人力資本投資的邊際成本的當前值等於未來收益的貼現值。貝克爾指出，父母對子女的感情投入上所花費的時間是無法由技術進步所取代的。不發達國家“低水平均衡”的根源在於較高的貼現率使得父母對子女投資減少進而形成惡性循環。而發達國家“高水平均衡”是由於其人力資本相對於物質資本的積累突破某一界限從而使社會總的人力資本增長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
20世紀50年代後，更多的學者進行人力資本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盧卡斯(Lucas，1988)、羅邁爾(Romer，ｌ986，1990)提出的“新增長理論”。他們在古典的生產函數模型中加入了人力資本，從而確立了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地位。1988年，盧卡斯用人力資本解釋了經濟持續增長，從而使人力資本內在化。盧卡斯假定人力資本投資的邊際產出率遞減並引入人力資本外部效應，即社會平均人力資本水平，同時，又假定私人人力資本投資有收益遞增的效應，從而證明了人力資本增長率正比於人力資本投入產出率，正比於社會平均人力資本和私人人力資本在最終產品的邊際產出率，反比於時間貼現率。1986年和1990年，羅邁爾把技術進步內主化，他認爲，特殊的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他們具有收益遞增的特性，同時，還能提高物質資本的使用效率從而也產生遞增收益，促進經濟增長。羅邁爾指出，知識的再生產決定於人力資本的投資和原有的知識的積累，並且積累的知識越多，用於生產知識的人力資本邊際產出率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人均收入百分率的增長與社會投資於研究開發的人力資本的比重及人力資本在研究開發過程中的邊際產出率成正比，與時間貼現率成反比。因而，一些國家投資於研究和開發的人力資本太小，而被“鎖”在“低收入陷井”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