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政治頗尚“無爲”。
黃老思想在宋初雖有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面,但長期以來,“士大夫以衝晦自養”(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三),“相與養成渾厚誠實之風”(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六),使得“人人因循,不復奮勵”(范仲淹《上手詔條陳十事疏》)。近人劉鹹炘《史學述林·北宋政變考》有論雲:“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土大夫論洽則主舊章,論人則循資格,觀人則主祿命,貌以豐肥爲福,行以寬厚爲尚,言以乎易爲長,文以縟麗爲美,修重厚篤謹之行而賤振奇躒馳之才。”這一概括,比較準確地揭示了當時包括政治風尚在內的社會風尚。
南宋時朱熹曾論道,宋太宗、真宗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則“東封西祀,糜費鉅萬計,不曾做得一事”(《朱子語類》卷一二七)。朱熹這番話,是近乎事實的。在清靜無爲、因循持重的政治氣氛中,統治者雖然一意粉飾太平,但潛伏着的社會危機卻在發展,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終於日益嚴重而暴露出來。天聖五年(1027),范仲淹在《上執政書》中,便以敏銳的眼光,察覺出一系列隱伏着的深刻危機:
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奸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夕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
歷史的進程正如范仲淹所預料的那樣,此後十數年間,成堆的問題就完全暴露出來了。這表現在:包括軍隊在內的國家機器龐大鬆散,效率低下,運轉不靈;國家財政開支巨增,常年入不敷出;農民的反抗鬥爭越演越烈,震撼了朝野;党項族勢力在西北崛起,與宋關係緊張,威脅加劇。危機四起,內外交困的嚴峻局面,是數十年來籠罩政壇的清靜循默之風造成的必然結果。
嘉祐四年(1059),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指出:
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墮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寇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李燾《長編》卷一八九)
這是有識者對北宋前期“恭謹靜慎”的政風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的嚴重危害的深刻檢討。
面對“天下弊事極多”(朱熹語)的形勢,宋王朝再也不能照老樣子繼續混下去了。朝野士人不得不作出新的思考和判斷,要求改革弊政的呼聲因此強烈起來。他們懷抱儒家“王道”的政治理想,呼望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志切救世,情思憤悱,“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范仲淹《奏上時務書》),沉悶的政治空氣從此被打破而活躍起來。在野者如李覯,因科場失意而長期羈居山岩,“誦味經籍,窺測教意”,撰寫了大量探尋改革之道的政論文章,依託《周禮》等儒家經典,要求進行徹底而全面的政治經濟改革,以達成“先王之治”。李覯之論對當時逐漸開展起來的新政運動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代表了思想潮流和政治風尚的重大變化;得到了范仲淹等人的高度稱讚。對政風之變起着重要推動作用的正是慶曆新政的領導者范仲淹,《宋史》本傳說他:“泛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歷尚風節,仲淹倡之。”朱熹也曾論道:“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範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朱子語類》卷一二九)政風的變化是北宋中期儒學復興思潮激盪的必然結果,范仲淹的活動正是這種變化的真實體現。
天聖三年(1025)四月,官卑位低的范仲淹上《奏上時務書》,縱論當今之務,倡言“興復古道,厚其風化”;要求朝廷廣開言路,實施變革。他說“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矛頭直指守舊的執政大臣。他的上書,揭開了仁宗時期新政運動的序幕。天聖五年,丁憂中的范仲淹又陳《上執政書》,力言變革之道。他說:“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並尖銳地指出:“今聖人在上,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又云:“務因循而重改作,豈長世之策哉?”再次對舊日派勢力發起了挑戰。在這篇洋洋七八千言的上書中,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明國聽”等具體建議,初步形成了十多年後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中的基本構想。天聖八年,他再次上書,公開批駁了道家的處世哲學,表達了與朝廷保守勢力絕不兩立的決心。這是他對在“清靜無爲”的煙幕下實行苟安政治的.又一篇檄文。
景祐三年(1036),時任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的范仲淹,對權傾一時的宰相呂夷簡再一次發起攻勢,進獻政治論文四篇,從理論的多角度上對“清靜無爲”政治和保守官僚集團進行了強有力的批判,從根本上否定了瀰漫朝廷數十年的無所作爲的苟安局面。同時,他再次駁斥了黃老之道主張的無名無慾思想,高唱儒家名教說,提倡獻身社會的思想作風。
天聖年間(1023~1032),劉太后聽政,事多徇情。晏殊於五年正月、范仲淹於七年十一月、曹修古等於九年十一月,均因抗章忤太后意旨被貶外任。論者謂奮發於慶曆之時的直言之風,實胚胎於此時(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五)。太后死後的明道二年(1033)四月,范仲淹任右司諫。這年年底,皇后郭氏因無子被廢,范仲淹,孔道輔等十人伏閣諫諍,並斥呂夷筒輔佐無方,有損君德。此事引起朝論譁然,結果范仲淹又被貶責。
呂中《大事記》雲:“諫官伏閣,乃祖宗美意也,而夷筒實沮之。此夷簡入相之初,而國論爲之一變也。”也正如呂祖謙所論:“至范仲淹空一時所謂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範氏雖迭遭貶斥,而名望益高。從此輿論大起,政治氣氛趨於活躍而一改舊觀,一時羣臣紛紛上言,要求延引忠直敢言之士,在政治上改弦易轍。
隨着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銳化,社會危機日益加深。宋仁宗亟欲擺脫困境,不得不啓用新銳之士,使朝政有了新的氣象。慶曆三年(1043)三月,呂夷簡罷相,守舊勢力受到沉重打擊。在此前後,以范仲淹爲代表的新派人物紛紛被進用。石介作《慶曆聖德頌》詩,歡呼一時的盛況。蔡襄等人上疏,歷數呂夷簡誤國的罪行。歐陽修作《朋黨論》,公開爲“君子黨”正名。此時,持循默態度的官僚已難以立住腳跟了。
宋仁宗統治中期的政治風尚與宋初以來的情況相比較,變化是非常明顯而重大的。北宋前期廟堂安靖,形象莊重。而後矛盾暴露,靜極而動。議論蜂起,朝野動盪,侈談理想,傾言改革,一發而不可收拾了。在這種劇變中,我們不應忽視如下兩個因素對於推動政風之變所起的積極作用:一是制科考試的復置,二是諫臣地位的提高。
制科是用以“待非常之才”的特殊之選,宋人謂之大科。宋初以來,時置時罷,應者殊少。景德二年(1005)七月,詔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六科。四年閏五月,宋真宗強調說:“比設此科,欲求才識。若但考文義,則積學者方能中選。”因此要求“策問宜用經義,參之時務”(《長編》卷六五)。天聖七年(1029)二月又詔復置,於是增損舊名,爲“有官者”設置了六科,爲“未仕者”設了三科。由於貢舉考試內容在慶曆前基本襲唐之舊,而制科考試受詩賦和經義註疏的束縛較少,注重針對現實問題的策論,故一些土人特別看重此科。《邵氏聞見錄》卷九載:“富韓公(弼)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土不足以儘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范仲淹天聖五年《上執政書》中曾說唐代“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建議予以施行。天聖八年他上《議制舉書》力言:“斯文丕變,在此一舉。”建議“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引導士人“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爲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以達到爲國家培養有用人才的目的。張方平以進士中茂才異等科,後又中賢良方正科,對制科的作用深有體會。他說:“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俊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王曾、呂夷簡)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蘇轍《龍川別志》捲上)張方平在政治和思想學術上的觀點立場比較保守,故而不滿新風溢於言表。制科之設,導致士人瞭解國情政事,指陳得失。這在舊派官僚看來,不免形成下重而上輕,自然感到世道時風在變壞了。
諫臣地位日重,也是宋仁宗以來朝政中的一個重要變化。章如愚《山堂考索》續集卷三六謂:“天禧之廣諫員,明道之置諫院,所以重其職也。”據《長編》載: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宰相任命張沔、韓瀆二人爲臺官,有人指出:“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仁宗也說:“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遂出二人,“仍詔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卷一一三)。寶元二年(1039)十二月,鑑於中丞孔道輔舉其姻親王素爲臺官,仁宗下令:自今御史缺員,“朕自擇官令舉人”(卷一二五)。又慶曆四年(1044)八月,詔“自今除臺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卷一五一)。仁宗之意,顯然在於以臺諫的糾彈來牽掣輔臣的權勢,這樣便使臺諫官的作用大大重要起來。正如蘇軾所言:“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東坡先生全集》卷二五《上神宗皇帝書》)又王夫之論雲:“自仁宗之爲此制也,宰相與臺諫分爲敵壘,以交戰於廷。”(王夫之《宋論》卷四)慶曆三年三月,王素、歐陽修、餘靖被仁宗任爲諫官,爲改革派大壯聲色。張方平曾述諫官勢力的增長說:“其始也,範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許公(呂夷簡)免相,晏元獻(殊)爲政,富鄭公(弼)自西都留守入參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主聽。上方向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餘靖、蔡襄、孫沔等併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蘇轍《龍川別志》捲上)事實上,臺諫之職已成爲仁宗中期推動政治改革,抨斥保守勢力的一個陣地。
宋仁宗即位以來政風及政壇的變化,給慶曆新政的出臺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作好了思想輿論上的準備。大批具有新型思想的革新派人物被推到了政治舞臺的前列,演出了宋代歷史上波瀾壯闊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