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政治頗尚“無爲”。
黃老思想在宋初雖有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面，但長期以來，“士大夫以衝晦自養”（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三），“相與養成渾厚誠實之風”（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六），使得“人人因循，不復奮勵”（范仲淹《上手詔條陳十事疏》）。近人劉鹹炘《史學述林·北宋政變考》有論雲：“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土大夫論洽則主舊章，論人則循資格，觀人則主祿命，貌以豐肥爲福，行以寬厚爲尚，言以乎易爲長，文以縟麗爲美，修重厚篤謹之行而賤振奇躒馳之才。”這一概括，比較準確地揭示了當時包括政治風尚在內的社會風尚。
南宋時朱熹曾論道，宋太宗、真宗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則“東封西祀，糜費鉅萬計，不曾做得一事”（《朱子語類》卷一二七）。朱熹這番話，是近乎事實的。在清靜無爲、因循持重的政治氣氛中，統治者雖然一意粉飾太平，但潛伏着的社會危機卻在發展，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終於日益嚴重而暴露出來。天聖五年（1027），范仲淹在《上執政書》中，便以敏銳的眼光，察覺出一系列隱伏着的深刻危機：
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奸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夕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
歷史的進程正如范仲淹所預料的那樣，此後十數年間，成堆的問題就完全暴露出來了。這表現在：包括軍隊在內的國家機器龐大鬆散，效率低下，運轉不靈；國家財政開支巨增，常年入不敷出；農民的反抗鬥爭越演越烈，震撼了朝野；党項族勢力在西北崛起，與宋關係緊張，威脅加劇。危機四起，內外交困的嚴峻局面，是數十年來籠罩政壇的清靜循默之風造成的必然結果。
嘉祐四年（1059），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指出：
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墮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寇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李燾《長編》卷一八九）
這是有識者對北宋前期“恭謹靜慎”的政風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的嚴重危害的深刻檢討。
面對“天下弊事極多”（朱熹語）的形勢，宋王朝再也不能照老樣子繼續混下去了。朝野士人不得不作出新的思考和判斷，要求改革弊政的呼聲因此強烈起來。他們懷抱儒家“王道”的政治理想，呼望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志切救世，情思憤悱，“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范仲淹《奏上時務書》），沉悶的政治空氣從此被打破而活躍起來。在野者如李覯，因科場失意而長期羈居山岩，“誦味經籍，窺測教意”，撰寫了大量探尋改革之道的政論文章，依託《周禮》等儒家經典，要求進行徹底而全面的政治經濟改革，以達成“先王之治”。李覯之論對當時逐漸開展起來的新政運動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代表了思想潮流和政治風尚的重大變化；得到了范仲淹等人的高度稱讚。對政風之變起着重要推動作用的正是慶曆新政的領導者范仲淹，《宋史》本傳說他：“泛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歷尚風節，仲淹倡之。”朱熹也曾論道：“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範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朱子語類》卷一二九）政風的變化是北宋中期儒學復興思潮激盪的必然結果，范仲淹的活動正是這種變化的真實體現。
天聖三年（1025）四月，官卑位低的范仲淹上《奏上時務書》，縱論當今之務，倡言“興復古道，厚其風化”；要求朝廷廣開言路，實施變革。他說“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矛頭直指守舊的執政大臣。他的上書，揭開了仁宗時期新政運動的序幕。天聖五年，丁憂中的范仲淹又陳《上執政書》，力言變革之道。他說：“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並尖銳地指出：“今聖人在上，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又云：“務因循而重改作，豈長世之策哉？”再次對舊日派勢力發起了挑戰。在這篇洋洋七八千言的上書中，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明國聽”等具體建議，初步形成了十多年後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中的基本構想。天聖八年，他再次上書，公開批駁了道家的處世哲學，表達了與朝廷保守勢力絕不兩立的決心。這是他對在“清靜無爲”的煙幕下實行苟安政治的.又一篇檄文。
景祐三年（1036），時任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的范仲淹，對權傾一時的宰相呂夷簡再一次發起攻勢，進獻政治論文四篇，從理論的多角度上對“清靜無爲”政治和保守官僚集團進行了強有力的批判，從根本上否定了瀰漫朝廷數十年的無所作爲的苟安局面。同時，他再次駁斥了黃老之道主張的無名無慾思想，高唱儒家名教說，提倡獻身社會的思想作風。
天聖年間（1023～1032），劉太后聽政，事多徇情。晏殊於五年正月、范仲淹於七年十一月、曹修古等於九年十一月，均因抗章忤太后意旨被貶外任。論者謂奮發於慶曆之時的直言之風，實胚胎於此時（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五）。太后死後的明道二年（1033）四月，范仲淹任右司諫。這年年底，皇后郭氏因無子被廢，范仲淹，孔道輔等十人伏閣諫諍，並斥呂夷筒輔佐無方，有損君德。此事引起朝論譁然，結果范仲淹又被貶責。
呂中《大事記》雲：“諫官伏閣，乃祖宗美意也，而夷筒實沮之。此夷簡入相之初，而國論爲之一變也。”也正如呂祖謙所論：“至范仲淹空一時所謂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範氏雖迭遭貶斥，而名望益高。從此輿論大起，政治氣氛趨於活躍而一改舊觀，一時羣臣紛紛上言，要求延引忠直敢言之士，在政治上改弦易轍。
隨着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銳化，社會危機日益加深。宋仁宗亟欲擺脫困境，不得不啓用新銳之士，使朝政有了新的氣象。慶曆三年（1043）三月，呂夷簡罷相，守舊勢力受到沉重打擊。在此前後，以范仲淹爲代表的新派人物紛紛被進用。石介作《慶曆聖德頌》詩，歡呼一時的盛況。蔡襄等人上疏，歷數呂夷簡誤國的罪行。歐陽修作《朋黨論》，公開爲“君子黨”正名。此時，持循默態度的官僚已難以立住腳跟了。
宋仁宗統治中期的政治風尚與宋初以來的情況相比較，變化是非常明顯而重大的。北宋前期廟堂安靖，形象莊重。而後矛盾暴露，靜極而動。議論蜂起，朝野動盪，侈談理想，傾言改革，一發而不可收拾了。在這種劇變中，我們不應忽視如下兩個因素對於推動政風之變所起的積極作用：一是制科考試的復置，二是諫臣地位的提高。
制科是用以“待非常之才”的特殊之選，宋人謂之大科。宋初以來，時置時罷，應者殊少。景德二年（1005）七月，詔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六科。四年閏五月，宋真宗強調說：“比設此科，欲求才識。若但考文義，則積學者方能中選。”因此要求“策問宜用經義，參之時務”（《長編》卷六五）。天聖七年（1029）二月又詔復置，於是增損舊名，爲“有官者”設置了六科，爲“未仕者”設了三科。由於貢舉考試內容在慶曆前基本襲唐之舊，而制科考試受詩賦和經義註疏的束縛較少，注重針對現實問題的策論，故一些土人特別看重此科。《邵氏聞見錄》卷九載：“富韓公（弼）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土不足以儘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范仲淹天聖五年《上執政書》中曾說唐代“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建議予以施行。天聖八年他上《議制舉書》力言：“斯文丕變，在此一舉。”建議“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引導士人“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爲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以達到爲國家培養有用人才的目的。張方平以進士中茂才異等科，後又中賢良方正科，對制科的作用深有體會。他說：“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俊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王曾、呂夷簡）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蘇轍《龍川別志》捲上）張方平在政治和思想學術上的觀點立場比較保守，故而不滿新風溢於言表。制科之設，導致士人瞭解國情政事，指陳得失。這在舊派官僚看來，不免形成下重而上輕，自然感到世道時風在變壞了。
諫臣地位日重，也是宋仁宗以來朝政中的一個重要變化。章如愚《山堂考索》續集卷三六謂：“天禧之廣諫員，明道之置諫院，所以重其職也。”據《長編》載：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宰相任命張沔、韓瀆二人爲臺官，有人指出：“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仁宗也說：“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遂出二人，“仍詔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卷一一三）。寶元二年（1039）十二月，鑑於中丞孔道輔舉其姻親王素爲臺官，仁宗下令：自今御史缺員，“朕自擇官令舉人”（卷一二五）。又慶曆四年（1044）八月，詔“自今除臺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卷一五一）。仁宗之意，顯然在於以臺諫的糾彈來牽掣輔臣的權勢，這樣便使臺諫官的作用大大重要起來。正如蘇軾所言：“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東坡先生全集》卷二五《上神宗皇帝書》）又王夫之論雲：“自仁宗之爲此制也，宰相與臺諫分爲敵壘，以交戰於廷。”（王夫之《宋論》卷四）慶曆三年三月，王素、歐陽修、餘靖被仁宗任爲諫官，爲改革派大壯聲色。張方平曾述諫官勢力的增長說：“其始也，範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許公（呂夷簡）免相，晏元獻（殊）爲政，富鄭公（弼）自西都留守入參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主聽。上方向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餘靖、蔡襄、孫沔等併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蘇轍《龍川別志》捲上）事實上，臺諫之職已成爲仁宗中期推動政治改革，抨斥保守勢力的一個陣地。
宋仁宗即位以來政風及政壇的變化，給慶曆新政的出臺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作好了思想輿論上的準備。大批具有新型思想的革新派人物被推到了政治舞臺的前列，演出了宋代歷史上波瀾壯闊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