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急遞鋪，爲中國古代郵驛組織之一。它肇始於宋，迄元朝普遍推開。
宋代，郵驛組織由兵部駕部直接。“凡奉使之官赴闕，視其職治給馬如格。官文書則量其遲速以附步馬急遞”［①］。郵驛組織的功用與效應，日益爲全所關切，分工越細密。一種高速爲軍事目的服務的快速軍郵制——急腳遞，就在這時應運而生。這種急腳遞，有步遞，有馬遞，有急腳遞。急腳遞最快，日行四百里。遞鋪之間相距不一，有１０裏，有２０裏。但據說，這種快遞只用於戰爭時期。至北宋神宗熙寧年間（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又有一種金字牌急遞鋪，如同古代羽檄一般，速度更快，每天可行五百里，專門遞轉皇帝下達的緊急軍務。金國章宗泰和元年（１２０１年），設有都提控急遞鋪兵［②］。
元代，國家疆域廣大，“東漸西被，暨於朔南，凡在屬國，皆置郵傳，星羅棋佈，脈絡通通，朝令夕至，聲聞畢舉”［③］。急遞鋪的作用極爲顯著。元世祖時，自燕京至開平府，復自開平府至京兆，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則設一鋪，於各州縣所管民戶及漏戶內，籤起鋪兵［④］。至元九年（１２７２年），有人上疏說：諸路急遞鋪名，不合人情。急者急速也，國家設官署名字必須吉祥者爲美，宜更定之。遂更爲“通遠鋪”［⑤］。於是，後來又稱急遞鋪爲“通遠鋪”。
明太祖立國之初，爲完成統一大業，復興社會經濟，在南征北戰、發展生產的同時，對於郵驛事業亦看得十分要緊。治水，開山，修路，造橋，備馬匹，置車船，一方面承元舊制，一方面有所創新。於洪武元年（１２６８年）正月二十九日，同時並“置各處水、馬站及遞運所、急遞鋪”［⑥］。後來，又分別在兩京和各州縣設立急遞鋪總鋪。水、馬站，洪武九年改爲水馬驛。水置船，陸用牛、馬、車。
急遞鋪與水馬驛、遞運所，並稱爲明代郵驛三大機構，日夜不停地爲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服務，在鞏固封建政權中起着巨大作用。也是中國古代郵驛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可惜，《明實錄》、《大明會典》等主要史籍，對於急遞鋪的情況缺乏完整的記錄。有些問題說得比較清楚，有些則不甚明晰。例如：它的數量與遞送手段、鋪兵的負擔與承充期限等，或是根本未予涉及，或多語焉不詳。以致後人不能明其全貌，有的甚至造成誤解。因此，很有必要加以勾畫和研究。本文試就前述幾個問題，略敘己見。不妥之處，敬希賜正。
二
急遞鋪的數量與分佈，事關其在明代郵驛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其數量又與鋪距不無關係。
有人說：“高皇帝（明太祖）混一區寓，幅員萬里而遙，遐邇相聯，將命之臣，奉公之役，趾日錯於道而不休。自京師設會同館外，每於邊腹郡邑，村鎮要會處所，設立水馬驛、遞運所，司遞轉運之役，所關軍國機務最急”［⑦］。又有人說：“驛遞者，國之脈絡，不容壅滯者也。故在國初（明初），水馬驛櫛比蔓綿，恆處於有餘”［⑧］。
《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兵部》言：“凡郵傳，在京師曰會同館，在外曰驛，曰遞運所，皆以符驗關券行之”。
以上都只提到水馬驛、遞運所。萬曆《大明會典》卷一四五《驛傳一·水馬驛上》、卷一四六《驛傳二·水馬驛下》、卷一四七《驛傳三·遞運所》，分別臚列了分佈在全國各府州縣水馬驛、遞運所的名稱與數目。水馬驛總計１０３２處，遞運所１４６處。該書卷一四九《驛傳五·急遞鋪》，卻只寥寥數語，鋪名、鋪數，一概全無。《元史》、《永樂大典》編修於明初，二書對元代水馬驛的名稱與數目，記載甚爲詳備，唯獨對元代急遞鋪的名目是空白。可見《明實錄》與《大明會典》的做法，也是本於“明承元制”［⑨］。
漢制，每３０裏置一驛。唐與漢同，全國共有水、驛１６３９處。宋代，對驛站之間的距離做了更新，改爲６０裏置一驛，不如漢、唐那般稠密。而其急遞鋪的建制，爲１０裏，或２５裏，設一鋪。從裏距看，急遞鋪多於水馬驛，應屬無疑。
元朝建國以前，元世祖忽必烈於中統元年（１２６０年）下詔：“隨處官司，設傳遞鋪驛”，急遞鋪自是廣泛建立。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４年）進一步在元大都“設置總急遞鋪提領所，降九品銅印，設提領三員”，以加強對急遞鋪的管理。據《元史·兵志四·站赤》載：元代中書省所轄腹裏各路，以及河南與江北等處、陝西、四川、雲南諸路、甘肅等９個行中書省，所轄陸站、水站、牛站、狗站、馬站、轎站、步站，總計爲１４０１處。元代驛站的裏距，史書（包括《永樂大典》在內）沒有留下明確的文字。但由宋、明前後二代驛站的裏距推測，元代驛站的裏距，與宋、明當相去不遠。元代急遞鋪的裏距，一般是：“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則設一鋪”［⑩］，鋪兵５人。以此觀之，元代急遞鋪的數量，亦將在水馬驛之上。
明代驛遞之制，基本上沿襲元代。急遞鋪尤其如是。從鋪舍建設、內部經理、公文、包裝、交接手續，到急遞之法與對鋪兵的具體要求等，幾如出自同一模式。明代水馬驛的裏距，“陸站六十里或八十里”；水站一般比陸站長些。
急遞鋪的鋪距。洪武元年正月規定：“急遞鋪，凡十里設一鋪”。實際雖非如此劃一，但以１０裏者居多，則是鑿鑿有據。
例如：北直隸順天府宛平縣萬曆時，有急遞鋪１２處。其規制、職掌、鋪兵額數、鋪距、方位、郵遞路線爲：每鋪設鋪司（鋪長）１名，掌送到官文書籍記件角時日而遞發之。鋪兵３名，輪次傳送，凡４６人。
自縣前鋪起，１０裏至施仁，分爲二：
一自施仁１０裏至彰義鋪，又１０裏至義井鋪，又１０裏至蘆溝橋鋪，又１０裏至新店鋪，通良鄉；
一自施仁１０裏至高店鋪，又４０裏至田家莊鋪，又２５裏至黃垡鋪，通固安縣。
縣北路：５裏至石牌鋪，又１５裏至雙線鋪，通昌平州。
縣東路：１８裏至胡渠鋪，通密雲縣［①②］。
又如，浙江嘉興府嘉興縣除分秀水、嘉善二縣外，計有急遞鋪８處。
東塘三鋪，達嘉善縣；常豐鋪，在縣東１０裏；團港鋪，在縣東北２０裏；龍華鋪，在縣東北３０裏（秀水縣給司工食）。
東南塘三鋪，達平湖縣；常豐鋪（見前）；十八里鋪，在縣東南２０裏；新豐鋪，在縣東南４０裏。
南塘三鋪，達海鹽縣；落纖鋪，在縣南１０裏；鍾塘鋪，在縣南２０裏；馬涇鋪，在縣南３０裏。
常豐，落纖二鋪，衝要，每鋪原設司兵９名，後各裁減１名。團港等５鋪，偏僻，每鋪原有司兵７名，後各減去１名［①③］。
再如，廣東惠州府各縣急遞鋪數量甚多，而裏距則頗爲劃一。
歸善縣，有急遞鋪１９處：
府門鋪東由縣學前１０裏至響地；２０裏至冉棠；３０裏至蓮塘，俱東里。４０裏至冷泉，在馴雉。５０裏至茶亭；６０裏至仙角，俱東里。７０裏至白花；８０裏至黃果；９０裏至平山；１００裏至逕心，俱內外管。１１０裏至秀鹿；１２０裏至筆山，在上下淮。１３０裏至平橋；１４０裏至白雲；１５０裏至分水；１６ ０裏至梅實；１７０裏至平政，俱內外管。
府少鋪西由登雲坊１０裏至北津；２０裏至清塘。
博羅縣，有急遞鋪２４處：
縣東５０步縣東鋪；１０裏湯泉鋪，在羅溪。２０裏至小金；３０裏至逕心；４０裏至黃沙，俱鐵治都。４０裏蓮塘；５０裏清塘，俱羅溪。６０裏白茅；７０裏烏石；８０裏雙江；９０裏黃塘；１００裏大橋；１１０裏蓼洲，接河源界，俱長平縣。
西１０裏萬安；２０裏石田；３０裏冷水；４０裏槎岡；５０裏浮牌，俱羅仙。６０裏橫瀝；７０裏仙蹟；８０裏松岡，俱仙福。９０裏徐衙岡；１００裏花園；１１０裏官陂，俱神護。
海豐縣，有急遞鋪３０處：
縣西１０裏佛嶺；２０裏小液；３０裏壠春；４０裏王化；５０裏味田；６０裏茶亭；７０裏平安；８０裏梅挑；９０裏新逕；１００裏深涌；１１０裏香抗；１２０裏水尾；１３０里長壠；至歸善界，接平政。
縣東在城１０裏至赤岸；２０裏羅山；３０里長橋；４０裏白沙；６０裏法留；７０裏沙塘；８０裏東海；９０裏麻海；１０５裏廩頭；１２０裏涌口；１３５裏磚頭；１５０裏蛟溪；１６５裏碧溝；１７５里長山；１８５裏南山；２００裏大陂，至惠來界。
河源縣，急遞鋪１４處：
縣南５０步爲翔鸞；１０裏至石逕；２０裏至水東；３０裏至白石，接博羅蓼洲。
東１０裏至水京；２０裏至山塘；３０裏至和溪，在大洲都。４０裏至黃石；５０裏至白馬；６０裏至右桑；７０裏至水圖；８０裏至都羅；９０裏至楊柳；１００裏至柳城；俱藍能都，接龍川界。
龍川縣，有急遞鋪７處：
自縣２０步曰總鋪。西２０裏曰官橋，接河源。東２０裏澗步；４０裏赤嶺；６０裏乾坑；８０裏兩頭塘；１００裏通衙，接長樂。
長樂縣，急遞鋪７處；
縣門之左曰在城。西１０裏曰曾岡；２０裏曰高沙；３０裏曰清溪；４０裏曰黃沙；５０裏曰綠水，接龍川。
東１０裏接興寧縣。
興寧縣，急遞鋪７處：
曰縣前。西曰茅塘，接長樂。南曰刀坊；曰官陂；曰大水坑；曰水口；曰小峯，接程鄉。
和平縣，急遞鋪８處：
曰總鋪，在旌善亭後。曰合水；曰永豐；曰揚岡；曰梨樹；曰濁溪；曰黃竹；曰石頭塘，俱在縣南，接龍川正北陸路。自本縣東門水車頭、石鼓皆山，高嶺、中岡、岑岡、三角山。至贛州府龍南縣界，地名陽陂，約１００裏；至龍南縣治約２００裏［①④］。
從以上３處不同時期的抽樣，可以得到如下四點認識：
⒈明代各縣急遞鋪，多以縣城爲中心，向四周輻射，連續周邊鄰縣（或鄰省），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快速郵遞網絡。
⒉鋪兵額數有多寡，非盡如朝廷所立“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
⒊直至明後期和明末，各地方誌對水馬驛與急遞鋪仍明白分別記載，可證到了明代，急遞鋪與驛站雖然郵傳道路多數互相重合，但機構、人員、等，並沒有“合一”，還是分立兩個系統，各司其職。
⒋各地急遞鋪的裏距，均明顯短於水馬驛與遞運所，絕大部分是１０裏，１５裏、２０裏、３０裏、４０裏等，只佔極少數。可知急遞鋪之數必在水馬驛與遞運所之上。
據筆者，惠州府、潮州府、福寧州和嘉興縣二府一州一縣，總計有急遞鋪２９６處，平均每縣１６處以上；水馬驛與遞運所共３０處，平均每縣不足２處。因與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列舉。透過這個抽樣，大致可以獲得一個粗略的概念，急遞鋪之數，大約比水馬驛與遞運所之和多出八九倍。
明代水馬驛與遞運所，合計１１００餘處。依此推算，急遞鋪當有萬處左右。
三
一定的技術條件，是郵驛組織實施其任務的重要保證。
明代自京師至四方，都設有郵驛組織。在京師稱會同館［①⑤］，在外叫水、馬驛和遞運所，以便公差人員往來，貨物運載。至於公文遞送，則置急遞鋪，“以免稽遲”。急遞鋪、水馬驛、遞運所三者，除機構設置、職責範圍等各有差異外，遞運技術也不一樣。
水馬驛、遞運所，“專在遞送使客，飛報軍務，轉運軍需等物”［①⑥］，日常事務繁忙，負荷最重。它們依靠的工具，主要是馬、驢、牛、車、船。
急遞鋪任務單一，職專“公文遞送”（主要是朝廷政令），而要求特別嚴格。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做到安全、快速；凡遞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晝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３００裏。但遇公文至鋪，不問角數多少，須要隨即遞送，無分晝夜，鳴鈴走遞［①⑦］。可見，急遞鋪的最大特點，就在一個“急”字，也就是“快”，“急者急速也”。“所謂鋪之雲者，急遞公移”［①⑧］。公文到鋪，不論件數多少，不管白天黑夜，嚴寒酷暑，颳風下雨，都必須“隨即遞送”，不得滯留。面對如此嚴厲的特殊要求，急遞鋪採用什麼技術完成任務？對此，以往一些研究者不無誤解，故需再作探尋。
“古者置郵而傳命，示速也”。設置郵遞，傳送政令，貴在迅速。所謂“照依古法”，急遞鋪創於宋，盛於元。宋、元兩代之法，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立限里程；“隨到即行”。宋代有日行四百里、五百里。元代，“鋪兵一晝夜行四百里”。明代，“晝夜行三百里”。爲了按時到達目的地，宋代用馬遞、步遞等多種形式。元代，沒有見到用“馬遞”的記載。明代，究竟是用“馬遞”？還是步遞？
根據各種事象研判，明代急遞鋪用的是轉遞，即“步遞”。
第一，從急遞鋪的配備看
“古步遞曰郵，馬遞曰驛。凡以羽檄不時，令緩亟無壅情也”［①⑨］。郵與驛之差異在此。元代，驛站（站赤）均備有相應的馬、牛、車、船交通工具及役戶［②⑩］。
明代，在這方面同樣有明文規定：
凡陸站，“應用馬、驢、船、車、人夫，必因地裏量宜設置。如衝要處，或設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餘非重要，亦系經行道路，或設馬二十匹，十匹，五匹。驢亦如之。馬有上、中、下三等，驗民田糧出備。大率上馬一匹，糧一百石；中馬，八十石；下馬，六十石。如一戶糧數不及百石者，許衆戶合糧，併爲一夫，視使事緩急，給上、中、下馬”。
水驛，“如使客通行正路，或設船二十隻，十五隻，十隻。其分行偏路，亦設船七隻，五隻。船以繪飾之。每船水夫十人，於民糧五石之上、十石之下者充之。不足者，衆戶合糧，併爲一夫。餘如馬站之例”。
遞運所，“置船，俱飾以紅。如六百料者，每船水夫十三人；五百料者，十二人；四百料以下者十一人；三百料者，十人。皆選民糧五石以下者充之。陸遞運所，如大車一輛載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頭，布袋十條；小車一輛載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頭。每夫一人，出牛一頭，選民糧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衆戶合糧，併爲一夫”［②①］。
爾後，於洪武二十六年又定：“凡新開地方堪設驛分、遞運所，或舊設驛所相離鴪遠，往復不便，可以添設，差人踏勘明白，取勘彼處鄉村、市鎮畫圖帖說回報。驗其里路，遠近相同，應設驛所，船、車、馬、驢數目具奏，移諮，工部蓋造衙門，吏部銓官，禮部鑄印，合用人夫行移有司照例僉點”［②②］。
而在提到急遞鋪時，都是這樣寫的：
元代，“每鋪置鋪丁五人，安置十二時輪子一枚，紅綽屑一座，並牌額及上司行下、諸路申上鋪歷二本。每遇夜，常明燈燭”［②③］。
明代，亦如制：“每鋪設十二時日晷，以驗時刻。鋪門置綽楔一座，常明燈燭一副，簿歷二本”［②④］。
自始至終，都見不到備有馬、牛、驢、車、船之類的交通工具。
第二，從鋪兵的選擇標準看
元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申命州縣官，用心照刷及點視闕少鋪司鋪兵……隨路鋪兵，不許顧人領替，須要本戶少壯人力正身應役”。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中書省定議：“鋪兵須壯健善走，不堪之人，隨即易換”［②⑤］。
明代仍然堅持這個條件。
洪武元年正月規定：鋪兵，“必少壯正身”［②⑥］。
所謂“正身”，就是必須有戶籍，沒有犯罪前科，誠實可靠。無籍之徒不容混入。“少壯”，就是年青體壯，善於行走。
第三，從鋪兵的裝束特徵看
《元史》對鋪兵的裝束是這樣描繪的：“鋪兵每各備夾板、攀鈴各一副，纓槍一，軟絹三尺。衣一領，回曆一本。”又說：“凡鋪卒皆腰革帶，懸鈴，持槍，挾雨衣，齎夜則持炬火，道狹則車、馬者、負前者，聞鈴避諸旁，夜亦以驚虎狼也。”若用馬遞，騎馬或坐馬車，似乎不必響鈴“以驚虎狼”。
明代鋪兵的形象，依然故舊：“各置夾板一副，鈴攀一副，纓槍一把，棍一條，回曆一本”，“鳴鈴走遞”。這副打扮模樣，顯然是徒步行走。
第四，從晝夜三百里的速度看
一晝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亦即四十五分鐘行十里，每小時行十二點五里。因爲是前、後鋪交接、輪次傳送，鋪兵只負責本鋪地面。這樣的速度，對於少壯之人是絕對可以做到的，若是馬遞，速度應該快得多。
綜上所述，明代急遞鋪是用步遞，而非馬遞。那種以爲明代急遞鋪，“從交通工具看，仍然是馬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