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望之奏議引經不拘泥於《詩》一家，與其博學通經的學識背景有關，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蕭望之、匡衡說《詩》的論文範文，歡迎閱讀參考。
一、西漢《齊詩》與翼氏學
西漢《齊詩》學由轅固發端，傳夏侯始昌再到後蒼，至《齊詩》第四代傳詩者有翼奉、蕭望之、匡衡等人。《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中翼奉一段提及三人：“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佔。”翼奉爲諫大夫，蕭望之位及輔相，匡衡任丞相，三人是西漢宣元時期頗爲天子器重的《齊詩》一派的儒臣。
翼奉以陰陽災異說詩，風格更爲精純，得到董仲舒、夏侯始昌等天人感應、陰陽五行之說的影響，迎合了西漢自武帝始君王的陰陽之好，提出了“四始”“五際”“六情”之說，專成一門“翼氏學”。“翼氏學”自成風格是由於翼奉以陰陽言《詩》，上疏表明帝王治世之道，將水災、饑饉、地震與外戚專權、遷都等政事納入陰陽災異的言詩體系中，其突破是以性情論詩，憑藉天人感應之說和人君治世之道的配合也使翼奉得到元帝的賞識。翼奉詩學較董仲舒、大小夏侯更爲推進，《齊詩》超越了陰陽占卜，而是以五行釋詩，與現實災異和朝廷政治相關係，詩作爲言說的載體上奏神祕的帝王之術。其突破是以性情論詩，是對“詩言志”的繼承和發展。天人感應之說和人君治世之道的配合也使翼奉得到元帝的賞識。翼奉以突出的風格解《齊詩》，以陰陽災異附會朝政，得以封官立博士，得以壽終。
《齊詩》一派解說陰陽的詩學者在宣元之際還有重臣蕭望之、匡衡，三人同出一門卻不同命運，最終蕭、匡二人以自殺或貶爲庶人結局，因此將蕭望之、匡衡二者說《詩》與時代政治有機聯繫，能夠更好地探究西漢宣元時期《齊詩》一派的發展命運。
二、宣帝時期太傅蕭望之的《詩》學
(一)蕭望之其人
蕭望之，從師後蒼治《齊詩》，又師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少時就名動京師諸儒。宣帝時，抓住時機上疏，利用災異和人禍之間的聯繫，解讀大臣專政是導致陰陽不和的原因，而得宣帝賞識，一年之內平步青雲。宣帝病重時任左遷太子太傅的蕭望之爲前將軍，受遺詔輔政。元帝即位後廣泛任用儒士，蕭望之以儒家禮制穩定國本，元帝一度屬意蕭望之作丞相，位極人臣。
(二)蕭望之疏奏引《詩》
蕭望之的奏議散見於《漢書》中，就《全漢文》所錄奏議共12例，引《春秋》2例、《書》1例、《詩》2例。
地節三年，京城遭遇雨雹災害，蕭望之上疏：“《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霍光死後霍氏仍握有重權，蕭望之引天災而爲人禍所致的史實，借災異之說而言權臣專權引起天變，迎合了宣帝之意，蕭望之上疏的時機使其幸運地得到宣帝的賞識和重用。
西羌反叛，張敞獻策以入粟贖罪應對，遭到蕭望之的反對，以“民函陰陽之氣”應以教化諫言，引《詩》兩處出自《小雅·鴻雁》和《小雅·大田》：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睏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
《小雅·鴻雁》所述是周宣王安撫流民，《小雅·大田》勸民安居樂業，先公而後私。蕭望之以教化曉之以理，勸諫宣帝佈德施教、教化萬民。兩處引《詩》均是引用《詩》本意，以儒家教化之義表達爲君之道：君主要調和陰陽之氣以教化百姓，恩澤惠及下層人民，從而形成上下一體的治世。
蕭望之在引《詩》議政上，與《毛詩》的解釋方式相同，即採用詩句本義。風格上具有《齊詩》夾雜陰陽之說的特點，這是對時政的一種依附，而文本與時政兩者並不是解釋的關係。以陰陽說災異、以《詩》論教化是並列、相互補充的關係，目的是通過引經據典實現儒生“禮樂教化”的社會理想。
(三)元帝詔書引《詩》
蕭望之奏議引經不拘泥於《詩》一家，與其博學通經的學識背景有關，引《詩》僅2例，不易對其詩學建立完整的認識。蕭望之任太子太傅時教授太子即元帝《論語》《禮服》等儒家經典，元帝溫雅好文，一方面是性情使然，另一方面是受到了儒師蕭望之的影響，論陰陽的方式沉澱於元帝的思想。結合元帝詔書以陰陽論民生、以《詩》論政事也是研究蕭望之詩學的一個關鍵。
初元五年，夏四月，有星孛於參。引《詩·邶風·穀風》：詔曰：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爲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乃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夭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永光四年，乃六月晦，日有蝕之。引《詩·小雅·十月之交》：《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彗星和日食的異常的天象引發人君對民生政事的關注，將天道和人道納入天人感應的系統之中，以災異、五行、陰陽推算國運。元帝詔書不同於宣帝之處就是更多以陰陽之變聯繫人世災亂，皇帝深表其咎，痛定思痛欲行教化之道體恤萬民。援《詩》入文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元帝時《詩》學的影響進一步擴大，蕭望之所授雜之以陰陽的《齊詩》潛移默化地構建了元帝的儒學理念，餘緒也體現在詔書頻繁以陰陽論事、引《詩》入文。
三、元帝時期儒相匡衡的《詩》學
(一)匡衡其人
匡衡，東海承人，依靠解說《詩經》等經典通曉明理而聞名，學者推薦其以文學才能任職。因匡衡通曉《詩》義，釋義深美，得到了蕭望之的青睞，向宣帝推薦，卻因爲宣帝頗好霸王之術，將匡衡升遷擱置。蕭望之的政敵樂陵侯史高接受長安令楊興的建議拉攏匡衡入其幕府，元帝還爲太子時已經留意到匡衡的才學，經推薦任命爲郎中，後遷博士官。隨着新君主位政局扭轉，成帝建始三年以“專地盜土”之罪將其貶爲庶人，終老於家。
(二)匡衡疏奏引《詩》
《全漢文》錄奏議共15例，引《詩》、說《詩》14處。
《詩經》在後世的實用價值是利用經典配合禮樂文化的重新制定，爲儒生提供政治載體實現君臣治世目的，繼承了先秦孔子“詩教”和孟子“詩載王道”的詩學觀。
1)以地理、民風說詩：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以《詩》考察地理、說明統治者所好對民風形成的作用：鄭好勇、秦貴信、陳好巫、晉好儉，進而諫言天子應崇禮敬讓。匡衡將詩學和地理文化很好地結合在一起，顯示出深厚的學養和知識分子的機警，用帝王關心的內容承載教化理想，不動聲色地滲透禮制對民風的作用，對統治者是一種平和式的進諫。言語的深層意義是希望其效仿聖主賢君修身治國。
2)繼儒家以《詩》建立禮制考制度，修外內，近中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大化可成，禮樂可興也。
繼承了儒家以禮治國的政治構想，繼而提出了以《詩》治國、以《雅》《頌》禮樂爲正的詩學觀。詩學作爲單純文本在春秋時期是政治話語，其深厚的文化內涵包蘊着君臣之禮和治民之術，典雅的文辭和深遠的教化是禮樂制度的代表，以法家和霸王之術爲內核的治國方針需要“溫柔敦厚”的禮制作外部形象，《齊詩》能夠在宣元時期更具活力，一方面是其獨特的解詩方式，另一方面還是受益於詩學傳統對政治的輔助和潤色，呈現一種工具性質，學術被利用的同時也得到了更多的發展空間。
3)以四始說《詩》：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
匡衡引《詩》採自《雅》《頌》，文辭典正又多頌文武之功、成王之德，用於勸諫帝王以教化禮制爲政的疏奏文體貼合恰當，勸諫帝王行大化之教同時也能彰顯文學之才。匡衡引《詩》的風格平實雅正，引《詩》後附有詩意解說，貼合《詩》本意，又與時政相符，意在以《詩》勸諫，匡扶國政。
匡衡的說《詩》特點是：以人倫禮制說《詩》強調《詩》的政治教化功用，這是與其儒相的身份有必然聯繫的。“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頤”，是對匡衡說《詩》過人之處的'概括，以《詩》言教化，典雅而不失詩趣，以儒生特有的“潤物細無聲”的含蓄方式表達政見，正是這種引詩、解詩、用詩的方式使得匡衡在政壇順風順水。
四、宣元時期文化與政治
(一)宣元時期的《詩》學
宣帝繼承武帝獨尊儒術的文化傳統，在政策上開始重視儒生的文化影響，但政治上仍以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強硬的吏治有利於鞏固邊防，實現中興。皮錫瑞將漢元成時期定位爲經學極盛的時代，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大幅度增加儒生任用的數量，打破了漢家用人的基本結構，承接武帝的政治文化政策，觀念上較宣帝更爲傾向儒學治國。宣元時期《齊詩》依附於政治而獲得尊崇的地位，不僅是以陰陽、災異、祥瑞與王權對應，《齊詩》能夠在至宣元時期後起是又有了新的用《詩》政治方向。
宣帝師從東海澓中翁，其人無從可考，但就地域而言，東海郡輩出《齊詩》傳詩者：後倉，東海郯人;翼奉，東海下邳人;蕭望之，東海蘭陵人;匡衡，東海郡承人。東海郡臨海，獨特的地理區位成爲神話、志怪的發源。至漢興以來，東海郡多出卿相，好奇的文化品格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西漢宣元時期的文化偏好，鮮明的陰陽五行神祕風格也更容易被帝王所接受。
據《全漢文》所錄宣帝、元帝詔書，作如下簡單的統計：宣帝：詔書73條，引《尚書》一例;引《詩》2例;元帝：詔書49條，引《尚書》一例;引《詩》5例，而僅談及“陰陽”多達7處。
元帝詔書數量較宣帝少近25條，而引《詩》數量相較而言佔1/5，談及民生與陰陽災異之關係的內容更是數量可觀。由宣帝至元帝是西漢文化政治的轉點，宣帝不專任用儒生、以漢家制度造就了“中興之世”，元帝重用經師儒相，較宣帝重刑名而改爲重教化，將禮制文化作爲國之根本。
宣元時期“溫柔敦厚”的詩教觀是文化大環境，四境安詳，匈奴不敢犯，大破西羌，實現了盛世之治。元帝轉變重法而尊儒也是由於邊境民族矛盾暫時緩解，內部面臨土地兼併、天災致百姓流離失所的內部問題。
《齊詩》解詩雜以陰陽，用以勾連天人關係，這也是齊詩學者藉以登上政治舞臺的載體，溫良恭儉的儒學觀配以五行災異的說詩，能夠重構禮制以維護統治;從另一方面講，宣元時期《齊詩》及其傳詩者能夠發展置頂的原因是統治者利用其理論作爲粉飾太平的工具，災異迷信之說更能矇蔽百姓。宣帝詔書中，適逢天災還將罪責歸咎在政治不明之上，以此作爲觀政根據;而元帝更多以陰陽不和審視人禍，是將民不聊生尋因於天，在矇昧愚民和治理失職上，《齊詩》爲統治者找到了心理慰藉，迎合政權需要也爲自己找到了話語權。
(二)宣元時期儒士與政治
經過翼、蕭、匡三人，至元、成時期《齊詩》還有師丹、伏理、匡鹹、滿昌之學，《齊詩》以貼近政治的姿態在宣元時期迅速發展，說詩者得到了高官厚祿，文本與政治、文化相互影響後，則會偏離原意走向風格化，《齊詩》與魯、韓、毛三家對比下加入神祕的成分使其在文化表現中更爲亮眼，在四家詩中獨樹一幟，與政治密切的關聯性也爲其命運埋下了伏筆。
《齊詩》在西漢至於鼎盛，而這黃金時期後也似曇花一現。王莽新政，《齊詩》以五行之說爲其政權尋找合理存在的授命理由，依附於政權、解經說詩偏離大意，導致了《齊詩》最早衰亡。就蕭望之、匡衡與翼奉的結局對比，可謂“成也說詩，敗也說詩”，二人的命運起落內在的原因是儒生與王權政治的矛盾。憑藉《詩經》解說與政治相連，展示才學的同時表述政見，使蕭望之得以重任。元帝即位後，政敵石顯誣告，導致蕭望之入獄。扣上專權不忠的罪名其實是元帝時期多重政治力量角逐的犧牲品，體現儒士與政權間的抗衡與屈從。
同在宣元時期，《齊詩》一派的蕭望之、匡衡、翼奉在史書中3人沒有結黨成派的記述，而是各行其是。
蕭望之愛惜匡衡的說《詩》才華，但由於推薦的時機不對而未被重用。匡衡反而被蕭望之政敵史高所用，事實上匡衡就被動地站在了蕭望之的對立面，對誣陷蕭望之的石顯，因爲畏懼他當權，匡衡也不敢拂逆其意，直至任丞相後才追其舊惡。匡衡更精於在政局中見風使舵，最後因貪腐之罪由一人之下的丞相被貶爲庶人，以悲劇結束了政治生涯。
學者對蕭望之的評價呈現兩極：《漢書·蕭望之傳》對蕭望之品行及政績評價甚高，學識和名節也爲後人所讚揚，對其不得善終的悲慘遭遇表達了同情和惋惜。但也有學者站在蕭望之傲慢無禮、迫害賢臣、驕縱自負未盡人臣之責的立場對其政見和人品做了低劣的評價。清人王夫之認爲蕭望之位高權重卻“非人之是”，唐宴評價蕭望之：“天性忮刻害人”“傲慢不遜”。兩重的評價體現了儒士在政治與人格夾縫中的矛盾和人性多元化，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中分析了儒生的矛盾：“知識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勢’更尊”，參與政治勢必要利用學識作爲突破口，儒生治國理想在遭遇政敵或大環境的控制下要通過排除異己以貫徹心中執守，當權力足以驅動整體局面時，人的原始追求也就更世俗化。
中國知識分子徘徊在道統和政統之間，春秋晚期士庶合流，將士人從固定的封建身份束縛中解放士人對學術的追求是通過勾連政治實現禮樂治世的理想，先秦稷下先生“不治而議論”的局面在面對專權的當政者時，諫言者將是如履薄冰。漢家大一統的權勢不能屈從於儒生過分自由的言論，儒士企圖改造衰世的同時也被動接受大傳統的改造，在政治漩渦中猶如一葉扁舟，經歷波動就是一場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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