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修《元史》，成書倉促，敘事疏謬，多受學者批評。1976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校點本《元史》，集十餘名專家數年之力，廣泛採集《元史》不同版本、諸家續修元史和各種元代史料，寫出校勘記2 800餘條，訂正了《元史》文字中大量的訛倒衍脫之處，允稱善本。然校書如掃落葉，以《元史》卷帙之多、錯謬之衆，要想將其中的錯誤全部校理無遺，也是相當困難的事。本文擬以《元典章》爲來源，對校點本未曾校出的《元史》錯誤舉例若干，或有助於《元史》的進一步整理和研究。
學術界一般認爲，《元史》本紀、志、表部分的史料價值高於列傳。因爲除元末順帝一朝以外，本紀內容皆取材於元十三朝《實錄》，志、表內容皆取材於《經世大典》。《實錄》、《經世大典》現均已亡佚，故而《元史》本紀、志、表的材料具有某種不可替代性，就現在來看基本上已可視爲元史的第一手資料。此言大體無誤。不過如具體分析，本紀和志當中的一部分記載，今天仍然可以找到其最初的材料來源。因爲無論《實錄》和《經世大典》，主要都是抄撮、排比朝廷公文而成，這些公文原件，有一部分保存在《元典章》、《通制條格》、《憲臺通紀》、《廟學典禮》等元代政書之中，今天尚能看到。這幾種政書，又以《元典章》內容最爲豐富，材料最爲完整和原始。就《元典章》與《元史》紀、志相重複的內容而言，即使作爲紀、志材料來源的《實錄》和《經世大典》仍存於世，它們對有關問題記載的原始性也要遜於《元典章》。校點本《元史》已經大量利用《元典章》文書的內容進行校勘，但似乎利用得還不是完全充分。在70年代初，大陸地區尚無法看到元刻本《元典章》，只能使用錯誤萬出的沈刻本，輔以陳垣《元典章校補》，輾轉相校，十分不便，有所漏校也是比較正常的。現在我們已經通用元刻本《元典章》，對勘《元史》比過去方便多了。當然，即使是元刻本《元典章》，錯誤仍然極多，《元史》紀、志可以校正它的地方同樣不少。本文暫且討論以《元典章》校《元史》的問題，至於以《元史》校《元典章》，容日後有機會另行探討。以下謹就對讀《元典章》所見《元史》錯誤，分類陳述，敬請指正。
一 刪節公文不當，致乖原意
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卷首的《出版說明》，申明其校勘原則是“只校訂史文的訛倒衍脫，不涉及史實的考訂”。《元史》紀、志中有一類較爲多見的錯誤，就是對原始公文刪節、改寫不當，以致有失原意（當然，這類錯誤既可能出現於《元史》編纂之時，也有可能在《實錄》和《經世大典》中已經發生，具體細節絕大部分已不得其詳）。嚴格說來，這種錯誤也屬於史文“訛倒衍脫”之列，只不過其訛誤並非一二字那麼簡單，而是一句甚或幾句話，錯得相對複雜一些。對這類錯誤，校點本《元史》有出校之例。如《元史》卷一六《世祖紀十三》：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丁卯朔，禁蒙古人往回回地爲商賈者”。校點本本卷校勘記根據《通制條格》卷二七《雜令·蒙古男女過海》和《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諸禁·雜禁·禁下番等物》兩條原始公文，正確地指出《元史》此條記載“原意全乖，‘蒙古人’應作‘將蒙古人口’”，從而糾正了《元史》將原始公文中的賓語當作主語的謬誤。這一類錯誤，通過對讀《元典章》，還可以找到並改正若干。舉例如下。
1.《元史》卷一六《世祖紀十三》至元二十七年五月條（校點本337頁）：
丙寅，……江西行省言：“吉、贛、湖南、廣東、福建，以禁弓矢，賊益發。乞依內郡例，許尉兵持弓矢。”從之。
這段記載的原始公文，見於《元典章》卷三五《兵部二·軍器·拘收·弓箭庫裏頓放》：
尚書省諮，至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奏過事內一件：“江西行省官人每與將文書來，‘吉、贛等處地面，湖南、廣東、福建這地面相連着有。每年草賊生髮呵，出備軍器，聚集弓手人每收捕來。年時江南地面漢兒南人休把弓手（引者按，手字誤，當據下引《通制條格》卷二七作箭）禁斷時分，這裏的弓手拘收了來。如今依着漢兒城子裏與了的體例裏與的’說將來有。俺商量的，在先中書省官人奏，‘每一個路里十副弓箭，散府裏、州里七副弓箭，縣裏五副弓箭，教把呵，怎生？’麼道奏呵，‘是也，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來。如今依着那體例，路里十副，散府、州里七副，縣裏五副教執把，城子裏達魯花赤達達畏吾兒回回人每教管者。若收捕賊的勾當有呵，巡軍根底教執把弓箭。無勾當時，拘收庫裏放着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好人根底委付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這條材料亦見於《通制條格》卷二七《雜令·兵仗應給不應給》，文字基本相同，唯奏事時間誤作至元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不難看出，本文件“許尉兵持弓矢”，指的只是湖南、廣東、福建交界地區的“吉、贛等處地面”。《元史》將湖南、廣東、福建三地區與吉、贛並列，一併作爲“以禁弓矢，賊益發”和“依內郡例，許尉兵持弓矢”的範圍，是錯誤的。
2.《元史》卷一八《成宗紀一》元貞元年閏四月條（393頁）：
庚申，河南行省虧兩淮歲辦鹽十萬引、鈔五千錠，遣扎剌而帶等往鞫實，命隨其罪之輕重治之。陝西行省增羨鹽鈔一萬二千五百餘錠，山東都轉運使司別思葛等增羨鹽鈔四千餘錠，各賜衣以旌其能。
此條詳見《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場務官·恢辦錢糧增虧賞罰》：
元貞元年八月，福建行省準中書省諮，元貞元年閏四月十六日奏過事內一件：“漢兒、蠻子田地裏合辦的差發、稅糧、鹽等諸色錢糧數目，……各處委付着的行省官人每，並錢糧勾當裏委付着的當該人每，去年勾當裏在意向前，比合辦額外增餘的也有，辦上額的也有，辦不上額虧了的也有。南京省管着的兩淮鹽的勾當裏行的人，每年時的勾當裏怠慢，虧了五千定鈔、十萬引鹽的上頭，前者有車駕出大都來的那一日，失剌怯兒奏了，差的扎剌兒歹脫帖木兒、戶部張尚書兩個去來。做賊的勾當裏入去來的人每，勘當得緣故是實，就那裏要了罪過的勾當裏，合着居役的交居役者，合罷了的交罷了。……京兆府鹽的勾當裏委付着的人每，去年比額多辦出一萬二千五百餘定來。怯烈歹也先帖木兒等年時那裏有來的省官每根底，做記驗，與襖子；鹽運司裏向前幹辦來的人每根底，添與散官呵，怎生？又濟南運司的鹽課，在先年分不曾辦額來。去年別思哈等除額外，多辦出四千餘定來。這的每根底，做記驗，各與一個襖子。……怎生？”奏呵，“您的是也。向前在意來的每根底，添名分，更與賞者。”聖旨了也。欽此。
按《元典章》所謂“南京省”，即《元史》中的河南行省，“京兆府”代指陝西行省，“濟南運司”即山東都轉運使司。由《元典章》原文可見，元貞元年奉命前往河南行省查辦虧空事件的，是“扎剌兒歹脫帖木兒”和“戶部張尚書”兩個人，“扎剌兒歹脫帖木兒”也就是“扎剌兒部的脫帖木兒”，“扎剌兒歹”是部族名。《元史》誤將其當作人名，所謂“遣扎剌而帶等往鞫實”，應當改爲“遣脫帖木兒等往鞫實”。
如所周知，元代蒙古人有名無姓，又常以部族名命人名，男稱“某某（部族名）歹（或臺、帶、 等同音字）”，女稱“某某真”。以某部族名命名的人，未必出自該部族，甚至就目前所知絕大部分例子而言，都肯定並非該部族成員[1]。當元史載籍中出現“某某歹（或臺、帶、 等）”、“某某真”時，我們通常都將其視爲人名。然而上引《元典章》這條材料卻提示我們，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這個“某某歹（或臺、帶、 等）”、“某某真”，也許就是指“某部族的人”，而非單獨專用的人名。當然這樣的用法可能比較少見，但絕不能忽視它的存在。上引《元典章》文件後半段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