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日新日化。反省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化狀況，我們常常感到，其中“求實”的精神與“創新”的
意識似顯過強。此源於文化闡釋中“自我中心”的功利態度和所謂“客觀研究”的認知性立場，
它伴隨以強烈的反傳統意識，導致了一種歷史意識的缺乏和文化上的斷裂性。中國現代以來文化
發展中人文資源積累和建設性的不足，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中國文化本有很強的歷史意識，有一個源遠流長的經典解釋傳統。通過經典的闡釋以表達思
想，溫故知新，乃是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一個主要方式。這個經典解釋傳統，實本自於孔子。孔
子於華夏文化，有一種極強的生命擔當意識；而其對此文化之開新，卻取一“述而不作”或以述
爲作之態度。觀孔子此“述作”之意，其核心即一強調文化生命歷史連續性的文化闡釋原則。此
一文化闡釋原則，就現代中國文化意識的現狀言，似有其很特殊的現實意義。
《論語·述而篇》記孔子的話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謂“傳
舊”，“作”謂“創始”。關於這“述”“作”之內容，舊注大致從兩個角度來說，一說指禮
樂的創制；一說指六藝之事。這只是從表面上看，若從孔子整個思想來看，我以爲這“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八字，實表現了孔子的一種文化關懷，其視野在整個文化，包括上述二說之內容
但不侷限於此。同時，“述作”這一角度，又體現着一種文化闡釋的意義。西方一些人文學者用
“連續性”和“突破性”兩個概念來表徵中西方在文明起源上的不同特徵，這個“連續性”與
“生命存在的整體性”的觀念相關。可以說，“生命整體的連續性”，既表現了孔子強調文化
之歷史繼承性的文化意識，同時亦表達了他對文化闡釋的一種原則性要求。
孔子此語，包涵兩個方面的內容：述作與好古。我們先來談“述而不作”。
孔子的時代，周室衰微，禮樂詩書廢缺。孔子爲振起華夏文明，上下搜討，對三代歷史文化
典籍進行過一番整理刪修的工作。其於文獻上的表現，就是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六經”。孔子以
六藝教人。六藝即六經。孔子於《詩》、《書》、《禮》、《樂》所做的是搜討、編輯、整理、
刪修的工作，也就是司馬遷所說的孔子之“論次《詩》、《書》，修起《禮》、《樂》”。【5】
這是“述”，不是“作”。
《易》與《春秋》，在孔子所傳六經中地位有所不同。《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
《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弟子三千，
“身通六藝者”僅七十有二人，說明《易》與《春秋》在孔門爲高深一等的教典。孔子特別注重
《易》和《春秋》，他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6】又
說：“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7】可知孔子對二書用力之勤，寄託之深。孔子晚年
尤其重視《周易》，對之作了深入的研究。《孔子世家》說：“孔子晚而喜《易》，《序》、
《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帛書《易傳·要
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都說明了這一點。
後人講孔子於《易》和《春秋》是“作”。不過，這個“作”，不同於今人所謂的著作之
“作”。《春秋》本爲魯史，孔子因之以表達其政治倫理思想。《孟子·離婁下》：“晉之
《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
則丘竊取之矣。’”《史記·孔子世家》：“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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