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可稱爲“科學”，它何以在社會上特立獨行，或是基於分工社會職業的專門化，或是對飯碗不無偏心的顧忌，還有對何謂法學的偏執追問，這些舊話，常令我們這些諸如法官、律師、法學教師和學生等所謂的“法律者”（Lawyer，Jurist）不能釋懷，安身立命，法學賴何？
法學是科學嗎？
設問和爭端源於亞里士多德主義對科學的界定。據亞里士多德，“科學”（epistene，scientia）在本質上是客觀先在和不可把握的。科學要解決的是真假問題，能納入其範圍的標準是可檢驗性，只有客觀外在於人的、具有確定性的東西纔可經驗地測度，證明其存在與否，“水往低處流”這一論斷歷經檢驗，是爲真理，“太陽繞地球轉”已被證爲謬論。所以，科學就是可檢驗的知識。
以可檢驗性、客觀性、確定性這種眼光，去打量關於人及由人組成的社會的知識，它們均是非科學的。“人往高處走”，何謂高低因人因時而異。“殺人者死”不可證實只可證僞，於是便有死刑存廢迥然相異的制度和主張。社會知識與科學攀親，冠以社會科學頭銜，意在尋找自身的說服力、權威性，另外，也露出了底氣不足自信心不強之怯。法學被說成法律科學出於同一願望，不過其更要緊的目的不是爲自己而是爲立法及判決提供正當性，法學論文《安身立命，法學賴何？ 論文》。
法學的根本特點在於其對象———法律是人建構的，並不存在科學意義上的客觀法律，自然法學眼裏“遵守契約”之“自然法”，社會學者筆下“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活法”，其“客觀性”明顯是一些人的假定或合意，是故“自然法”可變，“活法”不居。將什麼建不建構爲法律，取決於造法者的意志，成爲法律的`帶有鮮明的價值判斷。法學的使命是，爲造法用法提供不可避免地帶有前見、偏向、明確目的、相對性、非中立的建議和解釋。所以，以對社會作應然理解爲內容的規範性總是其要義。它使法學不是對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對外部世界的建構，經驗的邏輯與理論的邏輯不具有必然的同構關係。人們不能去“發現”法，只能去“發明”法。
不同於科學要分出事物的真假，法學要說明的則是法律和判決合不合適、公正與否、滿意程度。而對這些標準的解說總是人的解說，而人又是歷史社會中人，無法做到價值中立，幾乎找不到沒有立場的理論，如果存在，也許根本不能算作理論。因而，法學缺乏不證自明的規律、公理，法律和判決均是有爭議的法學產品。這也就不難理解，墮胎在一國爲合法，而在他國則爲非法；爲什麼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條誰是消費者存有如此對立的解釋；一案多個判決不符合司法的裁判性，且可能是地方保護主義或其他司法的表現，但在學理上並不必然爲荒謬之舉。
當然，這並非是說法學、法律可以任人擺佈。但人們又是如何確定一種學說，某個規定或判決所包含的價值是有說服力和正當的呢？公認的恆定標準難以找到，卻也還另有一套有別於科學的證實或證僞的度量方法。歷史地看，大體有三：一爲全體或大多數人的承認（合意化），一爲通過權威來預設（權威論），一爲依靠信仰去定奪（信仰論）。現代社會傾心於第一種，但並未完全排斥另兩種。事實上，多數沿襲下來的學說或規範，如平等適用法律，無罪推定，不溯及既往，不能從錯誤中獲利、人不能審判自己等，是混合地經由這三種方法而成爲“客觀規律”或“公理”的。基於此，法學要全力解決的說服力、正當性不是一個有或無、非此即彼，而是此多彼少的問題。由於人們對諸如上述的“客觀規律”和“公理”，寧可視其總是被“證實”，不願信其時而被“證僞”，所以，所謂法學的科學性大抵在此，在此也確有必要，必要在於儘量增加法律的確定性而減少立法者的恣意妄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