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現象研究
——根據碑刻進行的考察
劉小萌
清朝定都北京，以內城安置“從龍入關”的旗人，民人全部移居外城，形成旗民分治的格局。數10万旗人居住內城，除當兵做官外無所事事，加之經濟收入比較穩定，到寺觀趕會進香，施銀舍物，很快成爲1種時尚。更有善男信女，將土地慷慨施捨。舍地的既有旗人也有民人，而以旗人尤爲踊躍。揭示旗人舍地現象，對了解旗人宗教信仰、與寺觀關係以及土地等方面問題均有意義。筆者試以碑刻拓片爲基本資料，從旗人舍地的來源、旗人施主的身份、旗人舍地的對象、旗人舍地的影響等方面進行初步考察。 1、 舍地的來源 清代北京城內外的寺廟宮觀，星羅棋佈。寺觀維持正常運轉，主要通過兩個途徑：自身經營和施主（又稱功德主、檀信、檀越）施捨，自身經營必須有寺觀經濟作爲基礎，不是許多寺觀所能具備的，接受施捨就具有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施捨包括：不動產（房、地）、銀錢（用於擴大基址、修葺殿宇、僧道日用、祭祀香火、傳戒費用）、實物法器。其中，不動產可以提供長期穩定的經濟收入（收取租銀），尤爲寺觀所重。 對於施主善舉，寺觀通常刻立石碑。這種作法，首先是基於對施主的表彰，同時也寓有獎勸善信慷慨解囊的目的。另外，舍地碑無異於永久性契書，對於證明土地來源合法性、防止施主子孫或親屬的無理糾纏乃至土地日久迷失，也具有重要作用。 舍地碑行文格式不盡相同，有的稱頌施主善舉，有的照錄舍契原文，但不管怎麼說，通常包含以下要素：施主姓名、舍地來源、額數、坐落4至、立碑時間，有的`還要說明施主籍貫（是旗籍還是民籍）、施捨目的、所舍土地價格與質地，舍契交付，寫字人、說合人、中保人（中見人）姓名，以及“永爲寺業，各無爭競”，“永不反悔”之類的擔保。 舍地碑對土地來源的說明通常比較簡略，如說“有地”、“有開荒民地”、“自置地”、“自典地”、“祖業地”。說明土地來源，主要是爲了確保產權讓渡的合法性，使用“有地”1類的措辭卻未免過於簡單。其中，明確說明自置地的有康熙4109年（1710）岫雲寺《5103舍地碑》，這也是目前所見旗人舍地碑中爲時最早的1通： 大清康熙4109年歲次庚寅閏7月 信士5103同男蘇興捐金買稻田1段計囗頃，永遠供奉岫雲常住，以爲香火。茲於康熙4106年7月吉日買稻田1段410畝，囗至本寺地，南至本寺地，西至磚瓦窯，北至官道。又4109年5月吉日買稻田1段610畝，東至本寺地，南至鵪鶉戶地，西至官道，北至本寺地。 施主市銀5百兩買稻田2段共1頃。其地囗囗囗址俱開分明。 欽命潭柘山岫雲寺囗持道林囗 [1] 岫雲寺位於京西門頭溝寶珠峯下，始建於西晉，初名嘉福寺。清代，因康熙帝題有“敕建岫雲禪寺”，改名岫雲寺。又因寺後山上有青龍潭，寺前山坡上遍植柘樹，習稱“潭柘寺”。 滿人命名常取數字，是1種古老傳統，如某人出生時，其祖父710歲，就給他取名叫“那丹珠”，即滿語710之意，但滿語名字畢竟難懂，所以越來越多的人徑用漢語，這是漢族所沒有的習慣，說明信士5103爲滿人無疑。5103同子蘇興於康熙4106年7月、4109年5月前後兩次置買稻田2段共1頃，用銀5百兩，舍給岫雲寺作爲香火地。 自置地也就是置買得來的土地，因現地主擁有充分的土地所有權和處置權，施捨手續比較簡便。相比之下，施捨自典地因涉及原主權益，產權關係比較複雜，轉讓地權的難度也比較大。乾隆109年（1754）《福增格施地供衆碑記》： 功德主、散秩大臣、副都統兼管右翼步軍總尉事、佐領、和碩額駙福增格撰並書。 西峪雲居寺，京西之鉅製也。自滇師開山以來，不事莊嚴，清修苦行，因距先祖文端公先塋甚邇，是以餘家3世護持焚修，將及610年矣。今有增格典到正白旗漢軍石勇佐領下伊凌阿地210頃0510畝、瓦房105間、土房2105間、場院、園子、井、樹，坐落新城縣慄各莊，用價銀5千兩，契寫310年後銀到取贖。後因知僧格願舍與龍天常住供衆，石姓原典主亦樂勸善舉，親寫“永不取贖”契約。是以餘情願盡寫舍契施與常住，永爲寺業，各無爭競，久遠存驗。 乾隆109年閏4月105日 [2] 雲居寺又稱西峪寺，位於今北京西南郊的房山區，隋唐時代由幽州智泉寺靜琬法師創建，歷代屢有修葺，成爲規模宏偉、僧侶衆多的巨剎，以藏有萬千珍貴的石刻佛經板而聞名遐邇。 上引碑文無異於舍地契的翻版，由施主親自撰寫並書。立舍契人福增格，又譯福增額，大學士伊桑阿之孫，尚郡主，詔封和碩額駙 [3]。伊桑阿系康熙朝名臣，死諡文端，入祀賢良祠，《清史列傳》卷9有傳。其家祖墳位於雲居寺東南，今北京房山區嶽各莊鎮皇后臺村 [4]。福增格祖孫3代、610餘年間對雲居寺始終護持焚修，他將典到漢軍旗人伊凌阿地210頃0510畝、瓦房105間、土房2105間及相關附產舍予該寺，正是這種關係的進1步發展。當初典買這些土地，福增額共用5千兩銀子。如此鉅額的施捨，至少在筆者所見旗人舍地碑中，是爲數最多的1例。 福增格所施土地爲自典地。與自置地相比，施捨典地難度較大。原因在於：典地是1種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不充分的買賣形式，在土地出典期間，現典主擁有使用權、處分權或轉典他人權，原業主則保留出典限滿後的回贖權（如上引碑文中所云：“約定310年後銀到取贖”）。在此種場合，現典主無法實現真正法律意義的產權轉移，只有原業主聲明放棄回贖權，才另當別論。在這起施捨中，看到的正是這種情景：福增格在徵得石姓原業主同意，並由後者親筆書寫“永不取贖”契約後，終於將土地施捨與雲居寺。 問題是：如果原業主不願放棄回贖權，是否還有權宜辦法呢？不妨參考民間流行的做法。《諸公施捨永爲藥王廟碑記》：村民張自貴施捨典契地5畝，典價1百510吊，日後價歸香火。[5] “價歸香火”的意思，就是1旦原業主按典契規定期限回贖土地，所付價銀歸寺廟收取。另外，還有明確規定將價銀依舊置地的，《李永福捐助燒煤地畝記》寫明：施主李永福將自典地兩段，1段3畝典價510吊，1段3畝典價109兩，舍於寺，倘原業主贖回，價照舊置地。又載：海玉堂交寺銀210兩，當年置典契地5畝，如原業回贖，仍然置地。[6] 在這種場合，碑文無1例外，都要註明典地價，以便日後辦理回贖並用所付價銀重新置地。諸如此類的做法，應該也適用於旗人。 2、 施主的身份 在清代社會裏，旗人有別於民人而自成1社會羣體。在其內部，上起皇族貴胄，閥閱世家，下至普通旗人，以至奴僕家丁，又存在不同的階層。貴族顯宦，廣佔莊田，家資富贍，施捨土地，尤爲慷慨。前舉福增格1次施地210頃餘，是1個很典型的例子。在他們的大力表率下，民間滿漢旗民向各寺觀捐獻田產、錢財也很踊躍。雲居寺所存乾隆210年《吳王氏施地碑》、2108年《功德碑記》、《劉王氏舍地碑》、4105年《施財置地齋僧功德碑》、嘉慶7年《施寶幡碑》、同治3年《施捨功德碑記》、光緒2年《施財功德碑》等，都是這種活動的實證。 岫雲寺內觀音殿、文殊殿、祖堂、龍王殿、大悲殿、孔雀殿、地藏殿等許多建築，都是陸續由旗民人等出資捐造的。在捐造殿宇的同時，還有人施捨土地，上引《5103舍地碑》，就是旗人將自置地施捨該寺的1個例子。據《潭柘山岫雲寺志》：捐造大悲殿者爲“信官5103”，[7] 與上面提到的施主可能是同1人。如果此推斷不錯的話，5103身爲8旗官員，既獨力捐造大悲殿，又購田施地，足以想見他信仰的虔誠和家資的富贍了。乾隆6年，怡親王府總管李天福、王配爲資助岫雲寺舉辦龍華法會，各捐俸2百兩，加上其他善信所捐2百510兩，合置昌平州稻地3頃10畝。[8] 李、王2總管是王府中地位最高的包衣旗人。當時，進香岫雲寺者“自王公貴人下逮傭囗氓隸”，慷慨捐施的實繁有徒。 戒臺寺是與岫雲寺、雲居寺齊名的巨剎，位於今北京市門頭溝區永定鎮馬鞍山麓。戒臺寺在唐代額曰“慧聚”，明正統年間賜名“萬壽”。寺內有規模居全國之首的戒臺，素有“天下第1壇”之稱，因常在此臺開壇傳戒，俗稱戒壇寺或戒臺寺。乾隆510年（1785）《旗人常福保等舍地碑》，集中記載了旗人向戒臺寺施捨土地的1些情況： 立舍地人廂白旗宗室永錫佐領下宗室常福保，有地3段910[畝]，坐落通州南囗囗莊。莊南1段廿畝，莊西1段510畝，莊西南[1段] 囗囗畝，同莊頭周永佩、吳興、倪秉仁舍與戒臺寺，永作佛前香火，永不返回，刻碑流芳。 乾隆4102年正月立舍地人宗室常福保 立舍地人廂白旗宗室永錫佐領下宗室榮喜，有開荒民地101段1頃6105畝，坐落通州南共吉店村南，同莊頭周永佩、管家囗昌、中見人吳興、倪秉仁舍給戒臺寺，永作佛前香火，永不返悔，刻碑流芳。 乾隆4102年102月107日立舍地人宗室榮喜 立舍地人廂白旗永錫佐領下宗室寧泰，有地1頃02畝，坐落[通]州南共吉店西；又蘇家莊，房地相連，4頃有餘1段，同莊頭楊蓉與本莊大和尚，舍給戒臺寺，永作佛前香火，永不返悔，刻碑流芳。 乾隆4104年8月廿8日立舍地人宗室寧泰 固安縣西蠻子營村關帝廟是戒臺寺下院，立舍地人正黃旗漢軍邵源浩佐領下吏部小京官楊，有地3段410畝，坐落蠻子營村西2段，1段8畝，又1段5畝，村南1段廿7畝，同管家周德福、中人樑謨舍給戒臺寺，永作佛前香火。 乾隆4104年10月廿6日立舍地人楊晙 立舍地人廂藍旗包衣富森牛錄馬甲伊立布，有自置地1頃廿畝，坐落固安西蘇家橋村北，南北地2段，每段610畝，同嬸母廖門李氏舍給戒臺寺，永作佛前香火，刻碑流芳。中見人姚廷必、官保。 乾隆4104年101月卅日舍 立舍地人徐廷佑，本身開荒民地101段共1頃410畝，坐落通州南宮（中缺數字），同中人情願[舍給]戒臺寺，永作佛前香火，刻碑流芳。自舍之後，如有親族爭競囗有囗囗，中保人1面承管。 乾隆4107年4月初3日立舍地人徐廷佑 （以下尚有乾隆4108年102月、510年10月旗、民人等將“本身地”舍給戒臺寺的契書，渙漫不清）[9] 上引碑由戒臺寺刻立，載有乾隆4102、4104、4107、4108等年旗民人等舍地情況，似乎是照錄舍地契原文，可惜部分文字已泐，難以辨識。 舍地旗人中有廂白旗宗室常福保、榮喜、寧泰，正黃旗漢軍吏部小京官楊某，廂藍旗包衣牛錄下馬甲伊立布，他們的社會身份不盡相同，既有滿洲也有漢軍，既有皇室貴族（宗室），也有包衣牛錄下人。只有徐廷佑的身份可能是民人。 6位施主共舍地10頃5107畝，其中5頃餘的1位，1頃餘的3位，910畝和410畝的各1位。說明旗人舍地多在頃畝以上。 碑文還反映了舍地必須履行的程序，由施主寫立舍地契，並與莊頭、管家、中見人等共同擔保。碑文中提到的“莊頭”，均隸屬宗室，即宗室常福保的莊頭周永佩、吳興、倪秉仁，宗室榮喜的莊頭周永佩，宗室寧泰的莊頭楊蓉。清初圈佔畿輔大片土地，將其中1部分分給皇帝和王公貴族，建立官莊和王莊。莊頭是管理農莊的頭目，有條件設莊的宗室貴族，都佔有大地產。以後，1些貴族又通過兼併擴大對土地的佔有。宗室榮喜所施土地爲“開荒民地”，應是得自民間的土地。 清初圈佔畿輔大片土地，除將其中1部分分給皇帝和王公貴族設莊，大部分分給8旗官兵作爲份地。因爲份地是按“計丁授田”原則分配的，每丁5垧（1垧5畝），故佔有大量奴僕壯丁的貴族、官員獲益最多，“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數百垧”[10]。從而擁有設立管家管理生產的條件。印證上引碑文，旗人舍地1般都在頃畝以上，慷慨的施捨，說明他們的社會身份雖不盡相同，均屬旗人中的富裕階層。 旗人舍地，主要以家庭成員爲單位。多數爲男性家長（例甚多，從略），另外還有：父與子（《5103舍地碑》），兄弟（《起剛等施捨房產碑記》），母與子（《聖文寺香火地碑記》），孀婦（《吳王氏施地碑》、《重修關帝廟題名碑》），侄子同嬸母（《旗人常福保等舍地碑》），都是些與所施土地有產權關係的當事人。 另外，旗人舍地，有時還以香會名義。在這種場合，施捨的是會衆集體的財產而非1家1戶的私產。 香會，是民間祭神修善的自發性組織，在旗人與民人中非常流行 [11]。成立於雍正103年（1735）的岫雲寺楞嚴勝會，例年會費除佛供僧齋外，103年間節餘5百610兩銀，置地2頃，歲入租銀2百010兩，獻給岫雲寺永作香火之需。[12] 乾隆106年（1751）《廣善米會置香火地碑》稱：“京都西直門廣善米會衆發誠心願買水園地供奉常住，以作永遠功德。”該會用銀1百510兩，置地3段4104畝，每年取租銀106兩。永作戒臺寺香火費。乾隆5108年（1793）《廣善米會捐資題名碑》記載：該會由德勝門外索家墳藥王廟1帶旗民百餘人組成，每年例往戒臺萬壽寺獻供齋僧敬禮施食。會衆捐資錢1百7102吊，置地310畝，“得租永作佛前香供”。[13] 這兩個廣善米會，會址不同，1個在西直門，1個在德勝門，可能並非同1香會。還有由宣武門內西單牌樓旗民組織的如意會，每年4月間往戒臺寺“禮佛獻供齋僧施食濟孤”。在會首蔣廷臣、亢希表率下共施銀3百兩置地2頃，每年得租錢1百千，“永作佛前香火”。[14] 這些香會施捨的雖是地租，其實也是施地，因土地所有權已歸屬寺廟，並立有碑石作爲憑證。 3、 舍地的對象 旗人舍地，以京郊名剎爲主要對象（說見前文），也包括居處附近的中小寺觀。雍正102年（1734）4月《重修關帝廟題名碑》記載北京西北郊大榆河等村旗民向當地關帝廟施捨土地的事實： 大榆河關帝廟施捨並自置香火地畝4至清開於左：山主1等阿達哈哈番舒數舍地1段4畝，坐落廟南，東至旗地，西至莊窠，南至香火，北至旗地；又地1段410畝，坐落村北，東至旗地，西至道，南至香火，北至旗地。內閣學士和素施廟身地1段。牛錄章京兼員外郎事石頭施廟身地1段。牛錄章京囗囗科泰施地108畝，坐落村東，東至旗地，西至民地，南至旗地，北至沙垌。寧秀佈施地6畝，杜文路施地3畝，孔印凴施地3畝，共合102畝，東至道西，西至旗地，南至香火，北至莊窠。安尚仁施地3106畝，坐落關家墳西，東至墳，西至溝，南至道，北至旗地；又施地1段104畝，東至道，西至龍母宮香火，南至溝，北至道。姚門常氏施地8畝，莊門沈氏施地8畝，共合106畝，坐落村南，東至溝，西至道，南至墳，北至墳。自置香火地2104畝，坐落村東南，東西至旗地，南至墳，北至道。又置地4105畝，坐落村東，東西至旗地，南至墳，北至墳。又置地510畝，坐落村東，東西至旗地，南北至道。又置地104畝，坐落村東，東西至旗地，南至道，北至旗地。又置地3106畝，坐落村東，4至俱在旗地。又置地105畝，坐落村東，東西至旗地，南至道，北至旗地。又置地4105畝，坐落村東，東至溝，西至道，南至旗地，北至道。 廂黃旗包衣下那6哥、全德、全福、全安、全寧施香火地1段410畝，坐落玉河村東窪，東至民地，南至旗地，西至其[旗]地，北至其[旗]地。又置買地1段10畝，坐落村東翟家墳前，東至旗地，南至道，西至旗地，北至道(按此兩段地畝系補刻)。 10方檀信芳名開列於後： 大榆河合村衆善人等，皁甲屯合村衆善人等，新莊合村衆善人等（以下8104人名從略）。[15] 榆河，又稱玉河（今南沙河），在皁甲屯東南方流過。榆河（玉河）村、皁甲屯（皂莢屯）、新莊1帶，清屬昌平州（今屬海淀區上莊鄉），是康熙朝權臣、大學士明珠家族的賜莊、宅院和祖塋所在地。康熙4107年（1708），明珠故後，明府總管安尚仁將當地東嶽廟（在皂莢屯東）、真武廟（即關帝廟，又稱高廟，在皂莢屯村南3裏）、龍母宮（全稱“龍王聖母廟”，在皂莢屯東北）重修，各延高僧住持在內，朝夕焚修，供祀明珠牌位。新莊，原名新立莊，在皂莢屯西南，據說是由明珠家墳丁和其他人戶遷入而形成（即今之上莊村）。[16] 據碑陽《重修關帝廟碑記》，關帝廟始建於康熙4104年（1705），至雍正8年（1730），前後兩次增修，廟觀輝煌，巍然渙然。不想方過1年，突發地震，使210年之經營毀於1旦。僧人通理痛心之餘，乃“蓄地畝之力，集檀信之資”，再次重修，雍正102年竣工，通理因撰此碑，將寺觀興築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