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成市場化還是反對市場化的論辯，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論辯的是什麼 問題 ：是反對 經濟 學的抽象 理論 ，例如哈耶克與弗裏德曼的某些理論見解，不承認某些經驗事實，還是反對在具體情況下的某些 法律 和政策？這是兩種不同的問題，前一個問題，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上的優點，計劃經濟在邏輯上和事實上的不可能性，通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和奧地利派經濟學的闡發，在 中國 經濟學者當中，除了少數的左派經濟學家外幾乎是達成了共識。但是在今天，對當下中國 社會 的具體情勢，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的判斷顯然是和大多數民衆的感受是大不一樣的，甚至是相反的。這些人被輿論痛斥，被認爲爲少數既得利益者的不正當行爲進行了辯護。中國經濟學家們在幾年之內，就由改革的“先鋒”變得很不合時宜，甚至被認爲是特權階級的代言人。
我們有必要區分經濟學理論與經濟政策，經濟學理論的正確與否，是邏輯或事實問題，是理論 科學 的領域；經濟政策，必須進行價值判斷，針對的具體的情況，這是實踐科學的領域，實踐科學的美德是審慎。休謨早就指出，事實不能推論出價值來，經濟政策的制訂，需要運用經濟學理論的成果，但是從經濟學理論不能推導出政策結論來。中國國內的經濟學家，很少有人像楊小凱，在經濟學理論上有令人尊敬的成就，但卻熱中於提供各種各樣的經濟政策，在這麼做的時候，且似乎忘記了本學科的限度，失去了在實踐領域應有的審慎，他們的有些政策推理，不要說 政治 法律人士，就是一般常識健全的公衆，也感覺荒謬。
以科斯定理的運用爲例。科斯定理說的是，在一個經濟體系中，可以把對產權（是權利束的含義，包括所有權，也可以是使用權、通行權、排污權之類）爭執的雙方或多方視爲一個局部系統，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況下，產權的配置不 影響 資源的使用，此一局部系統各方的收入總和不發生變化；如果存在交易成本的情況下，產權的初始配置影響資源的利用，不同的產權安排下，此局部系統各方的收入總和是不同的。科斯定理是微觀經濟理論的特例，也能夠獲得某些經驗事實的支持，因爲提出問題角度的巧妙，科斯定理對人們理解產權問題有很大的啓發。如果我們由科斯定理獲得結論：既然初始權利配置不影響收入總和，所以可以任意配置；或者政策有義務進行使得局部收入總和最大化的配置，那麼就太荒唐了，科斯的理論和這些政策結論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似乎科斯本人也不這麼認爲，他反而說，“在本文中，正如經濟學家通常所做的那樣來 分析 限於比較由市場衡量的生產價值。但在解決經濟問題的不同社會安排間進行選擇，當然應在比此更廣泛的範圍內進行，並應考慮這些安排在各方面的總效應。正如弗蘭克·H·奈特常常強調的，福利經濟學的問題最終必然歸結爲美學和倫 理學 問題”。[1]
曾經有這樣的案例，河流一邊的土地被河水突然撕走而加予河流彼岸，爲了確定這塊土地的所有權，法律家們盡最大的努力來思考，但他們不會這麼考慮問題：土地自行產出一些野果，主人自己食用不進行交易，所以土地所有權歸誰完全是無謂的問題；土地是種麥子的'，要分配給種田能手這樣可以產量更高[2].對法律家來說，種田能手的事實，經常和法律是沒有關係的。
在科斯的例子中，如果無償沒收農民的土地交由鐵路公司，那麼兩家的總產值不變，甚至會更高，因爲這樣節省了雙方擁有權利情況下的交易成本，但我們不會認爲這是可行的權利安排。我們可以舉出很多這樣的例子，來蘇格拉底式地反駁上面的總產值極大化標準。例如，德沃金在《法律帝國》一書中一個的例子。假定一個貧窮的病人需要藥品，因此願意賣掉他所喜愛的一本書換取5美圓的藥費，他的富裕鄰居願意付11美圓獲得這本書，使這位窮人既失去了書又得不到藥品，那麼社會就更富。這麼做甚至超過窮人和富人之間做成交易而得到的收益，因爲強制性的轉讓節省了那種協商所需的交易代價。[3]這些例子中的規範判斷，因爲事實的設定，本身就有巨大的論證力量，是無法進一步論證的，因爲任何論證都不可能比它們本身更有力量。就好象，我手中拿了一支香菸，除了出示這個香菸，並且說這是一支香菸外，試圖用別的理論論證這是一支香菸外都更沒有力量，也顯得荒謬。
可是，我們的一些經濟學家卻在進行這樣一些類似上述的荒謬政策推理，好像說，三個人共同經營一個 企業 利潤是300，但一個人經營600，那麼讓一個人獨佔經營，其餘滾蛋；甚至說，依靠經濟學 發展 了一個關於投票的阿羅不可能性定理，證明民主投票的結果在某些條件下甚至不能達到理性的最低要求，宋教仁是個鼓吹民主的政治家，他被人謀殺了，因此在“宋教仁”案中的判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