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學貫中西、融通古今的學者型作家錢鍾書的小說代表作，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圍城》女性知識分子形象的論文範文，歡迎閱讀查看。
前言
美籍華人學者夏志清推崇小說無處不在的幽默和諷刺，稱“《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自《圍城》1947年在《文藝復興》期刊上連載面世之後，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反響。時人根據各自的思想立場和人生體驗解讀文本，或“捧”或“殺”，而讚譽之辭大體雷同，批評之聲也時有所聞。歸納起來，前人襲用20世紀西方文學批評模式的評論大致有如下幾種:從新歷史主義批評角度看，文本中大量的隱喻、諷喻與掌故，使它不含是一座用漩磯碎錦巧構而成的中外學術迷宮，風格頗似歐美所謂知識型文本或後小說;至於錢鍾書隨手拈玩的中國及西洋神話、寓言，可爲原型批評的典範文本;而小說中除各色人物外，暗含一個無所不知的“敘述者”，不僅敘述事態的發展，而且常常大發議論，正吻合結構主義批評代表羅蘭·巴特敘事理論中關於敘述者大於人物的分析;此外，小說中描寫船上茶房阿劉與方鴻漸的兩次“釵錢交易”，阿劉手心裏的髮釵由三隻變爲一隻，這樣的“細節印證法，似還有形式主義的痕跡”。若生髮開來，從社會學批評、讀者接受批評，甚至後殖民主義批評、現象學批評均可對這部思想深刻、藝術高超、風格獨特的小說作出新的闡釋與評析，但鴻泥半爪，令人終日沉迷其間也難盡其全。
楊絳所言《圍城》的主要內涵是:“圍在城裏的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這已廣爲流傳。《圍城》高超的諷刺幽默手法、大量的奇語妙喻、深刻的心理刻劃也早已被世人津津樂道。本文試圖避開對文本題材、主題與藝術表現手法的傳統分析，而從女權主義角度、運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側面對《圍城》中女性知識分子角色進行解讀，以期勾勒一幅《圍城》姚紫嫣紅的‘十二釵正冊圖”，探究作者關於20世紀30井。年代中國女性解放問題的思索。
這裏有必要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作一簡單介紹。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20世紀70年代在美、英、法興起的一種批評流派，1980年代中期以後在我國流播。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主要是張揚顛覆父權文化、消解男性中心的文化主張。作爲後結構主義批評思潮的一個分支，它與西方當代文化思潮特別是後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一同生長髮育，並藉助語言哲學、文化人類學、精神分析學、現代闡釋學、符號學等一系列學科作爲自己的理論背景。美國著名女權主義批評家愛蓮·肖爾瓦特(Elaine showalter)曾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研究對象作過經典性的概括，她將其分爲女性主義評論與女性批評家兩大類。其中，女性主義評論即“女性閱讀”研究，它將女人作爲讀者進行觀照，是一種以歷史爲根據的探索，它探究文學現象的種種意識形態的假設。本文就擬以“女性閱讀”研究方式，對文本作出文化的研究與解釋，並以話語方式的突破來深刻理解文本對父權文化的擾亂、瓦解。筆者進行這樣一種理論話語建構過程，是“因爲理論的各個組成部分及其組合或許能揭示出語言、情感以及存在主題未曾預料到的聯繫。”
《圍城》主人公方鴻漸在愛情婚姻方面的際遇，由於他的意志薄弱、優柔寡斷和幼稚，他不但被鮑小姐引誘然後拋棄，而且被蘇文縱羈摩然後報復，最後還被孫柔嘉謳騙然後駕馭。而這些使他飽受感情折磨的女性知識分子隱於文本的來龍去脈、人生流轉間的巧語笑嫣，箇中緣由可謂層巒迭嶂、徑幽路險。
一、文本女性名字暗含宿命:20世紀30年代女性解放之失敗是必然
《圍城》中的曉芙、文縱、柔嘉等女性知識分子的起名用典，錢鍾書一方面“網羅理董，律求全徵獻”，另一方面又達至“意解圓足而免於偏枯”，煞費苦心地隱含了她們的吉凶禍福，點判她們追求的理想生活不過是“鏡中花，水中月”，頗似《紅樓夢》中的“十二釵正冊判詞”。
首先，書中唐曉芙的名字，似乎來自《楚辭·九歌》。歌中“湘君”一節唱道:“採薛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唐曉芙純真天然，恰似“初日芙蘊”，她與方鴻漸同屬理想青年，是方的最愛。但她偏執於女性徹底解放，竟要求“佔領愛人整個生命”，方鴻漸也窺破她“不化妝便是心中沒有男人”的私心偏見，於是兩人誤會不斷、喜悲流變，方終不能爬樹去摘那水生芙蓉。可憐一對進步戀人，雙雙爲理想所耽。
文本意指女孩修成了博士才俊，其爛漫稚氣便不免流於幻想。因20世紀30、40年代女性知識分子雖已走出家門甚至國門，仍如高空的風箏，一頭牢牢拴在“男女不平等’，的線上。唐曉芙縱是滿腹詩書也枉然，到頭來連婚姻都虛無縹渺。
蘇文縱之名可引謝惠連的《雪賦》:“憑雲升降，從風飄零，素因遇立，污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此詩正註釋蘇文縱在小說中的際遇，空有蘇小妹才名及法國博士帽，卻淪落到先與方鴻漸諸人玩愛情與智力的雙重遊戲，待失落理想、丈夫後又不避污俗急急下嫁，及至成爲汪嫺氏又誘惑趙辛嵋發生私情，演繹了一出人生鬧劇。她工於心計，喜歡男人簇擁在自己周圍，男人之間越是嫉妒吃酷，她越能欣賞玩味並從中得到所謂愛情方面的滿足。僞潔與易染使她追求的女性新生活註定是媚俗的。
孫柔嘉是小說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錢鍾書爲之取名不惜搬用重典。《詩·大雅·抑》篇有衛武公譏刺暴政名句:“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大雅·垂民》:“中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兩次提及的柔嘉均是諷頌統治駕馭之道。柔嘉初次在船上亮相，顯着女學生的膽怯幼稚。到達三間大學，鴻漸看柔嘉仍是個“事事要請教自己”的毛丫頭，因懼怕“黑夜孤行”，他萌生靠攏之意，卻發現她“不但有主見，而且很牢固’，。一侯訂婚，鴻漸便“彷彿有了個女主人”，開始佩服她的馴服技巧。待到辛嵋喚醒他朦朧的警覺時，他已身陷“圍城”，再不能“稱心傻幹”任何事了。孫柔嘉雖教過英文，卻並不妨礙她在日常生活領域守護傳統鉗制異議，成爲囚禁丈夫精神的樊籠。她那種從“羞縮緘默”外表下漸露的“專橫與善妒”個性，正是“中國婦女爲應付一輩子陷身家庭糾紛與苦難所培養出來的’，。孫柔嘉企圖以控制丈夫來求得女性生存保障，方鴻漸又希冀得到自由與安寧，傳統與現代這對矛盾，早就暗藏着孫柔嘉苦心經營的婚姻終將走向破裂的必然邏輯。文本揭示披着洋袍而骨子裏卻一味地守舊的20世紀30井。年代的女性解放只能是一句口號。
鮑小姐呢?“鮑魚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鮑。”在法國郵船上，鮑小姐黑甜似半融朱古力，秀色可餐，卻如勾引浮士德賣身求知的魔鬼，使方鴻漸船上吃虧，自嘆“女人是最可怕的”。鮑小姐留學西洋，洋墨水喝了多少尚且不知，帶回來自由放蕩、不守婦道德性。文本想要說的是若女性解放墮落爲“性解放”，20世紀30井。年代女性解放已無可挽回地必然墜入深淵。
二、女人愛情心理描摹:探20世紀30、40年代女性解放失敗的個人根源
《圍城》中有許多絕妙的女*愛情心理多角度描寫，刻畫出當時女性知識分子無法超脫的父權主義心理。文本開篇有一段關於鮑小姐上岸前的側面心理描寫:“鮑小姐睡了一天才起牀，雖和方鴻漸在一起玩，不像以前那樣的脫略形骸，也許因爲不日到香港，先得把身心收拾整潔，作爲見未婚夫的準備。”任是鮑小姐如何放浪不羈，她也無法做到像西蒙·波伏娃那樣只同居不結婚，像西蘇那樣與男性抗爭，像衛慧、棉棉那樣用身體寫作。她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只能說明她對男權社會戰戰兢兢，唯恐引起以“未婚夫”象徵的封建倫理道德的半點不滿。對於蘇文縱形象的刻畫，《圍城》中有一段“打電話”的戲，是這樣寫的:
鴻漸拿起聽筒，覺得整個周家都在屏息旁聽，輕聲道:“蘇小姐嗎?我是鴻漸。”
“唐小姐去不去呢!”鴻漸話出口就後悔。
斬截地:“那可不知道。”又幽遠地:“她自然去呀!”
“你害的什麼病，嚴重不嚴重?，鴻漸知道自己問得遲了。
“沒有什麼，就覺得累，‘懶出門。”這含意是顯然了。
明着是蘇文縱在追方鴻漸，可她卻“猶抱琵琶半遮面”，就在暗處使勁兒。知道方鴻漸喜歡唐曉芙，除了嫉妒與促狹別無他法。蘇文縱自始至終不敢說一句“我愛你”，總是半推半就，只敢躲在洋文裏叫方鴻漸吻她。“打電話”是兩人關係的分水嶺，蘇文縱風格依舊，不敢去與曉芙平等競爭，一場愛情遊戲就此堰旗息鼓。說到底，文縱雖洋派，亦難擺脫“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的傳統戀愛模式，她寧願費盡心機玩那“貓捉老鼠”的遊戲，也不肯扯掉遮羞布表達自己的渴望。難怪方鴻漸從一開始就不認可蘇文縱，因爲“他知道蘇小姐的效勞是不好隨便領情的;她每釘一個鈕釦或補一洞，自己良心上就增一分向她求婚的責任”。
還有孫柔嘉，《圍城》後半部的開始部分，大段大段地寫她的'柔弱與膽怯。她在船上亮相時，不是睜大驚異的眼睛，就是賣小:“方先生在哄我，趙叔叔，是不是?，後來在三間大學面臨人事複雜的局面，她與方鴻漸越走越近，文中寫她的表現是:
孫小姐感激道:“我照方先生的話去做，不會錯的。我真要謝謝你。我什麼事都不懂，也沒有一外
人可以商量，只怕做錯了事。我太不知道怎樣做人，做人麻煩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麼?，
孫柔嘉那樣一副柔弱、天真、溫順的外表，實則是馴服男人的手腕之一。封建倫理道德要求女性
“笑不露齒”，稱讚“女子無才便是德”，主張女子“守夫爲業”。孫柔嘉深諳男子對女性的癖好，把自己扮演得楚楚可憐。她以退爲進掩蓋專橫、善妒、自私、刻薄的真面孔，其成爲男性附屬品的過程這樣用心良苦，可以看出孫柔嘉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式女子，可也還是擺不脫傳統文化束縛，有許多舊式女子的弱點。
孫柔嘉結婚以後爲什麼對待方鴻漸像一位暴虐的君主呢?她說方鴻漸:“你不討厭，可是全無用處”;“本領沒有，脾氣倒很大”。她本以爲嫁給方鴻漸，就可以安享幸福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守着丈夫吃丈夫。可惜方鴻漸沒有勾心鬥角、縱橫裨闔的手段，盡漂浮在虛幻的空想裏，結果參加了失業大軍。孫柔嘉的潑鬧就是爲方鴻漸的不爭氣，她是“‘限鐵不成鋼”。方鴻漸不縹不賭，正直爲人，孫柔嘉卻仍把女性的弱點發揮到極致。《圍城》中有一幅著名的西洋對聯，上聯是“丈夫是女人的職業”，可爲孫柔嘉的行爲作點評。對孫柔嘉而言，愛情無足輕重，生活纔是最實在可靠的。
三、女性的社會定位剖析:20世紀30年代女性解放失敗的社會根源
衆所周知，“五四”新文化思想啓蒙的精神成果是人的發現和女性的發現。錢鍾書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曾受到“五四”精神的影響。他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留學英國，又受西風吹拂。錢鍾書非
常明瞭傳統倫理道德以及它的基礎宗族制度對女性的殘害，女性知識分子也不例外。《圍城》中這嘲弄道:“丈夫是女人的職業，沒有丈夫就等於失業，所以該牢牢捧住這飯碗。”中國古代曾有“三從四德”之說;((聖經》中上帝曾出諭懲罰女人道:“吾必使汝受孕娩之苦，更教你世代傍夫，奉其爲主。”中西夾攻，女性怎能逃脫這張中西父權宗法制度的大網?方鴻漸對唐曉芙一段聰明的女人論，道出了男權社會的心聲:
“女人有女人特別的聰明，輕盈活潑得跟她的舉動一樣。比了這種聰明，才學不過是沉澱渣滓。說女人有才學，就彷彿讚美一朵花，說它在天平上稱起來有白菜番薯的斤兩。真聰明的女人決不用功
要做成才女，她只巧妙的偷懶—”
錢鍾書明知封建流毒貽害女性及女性知識分子，但他又從文本中流露出對當時女性解放的譏諷和消解。方鴻漸有這樣一段奇論:
“我在歐洲，聽過ErnstBe電mann先生的課。他說男人有思想創造力，女人有社會活動力，所以男人在社會上做的事該讓給女人去做，男人好躲在家裏從容思想，發明新科學，產生新藝術。我看此話甚有道理。女人不必學政治，而正在的政治家要成功，都要學女人。政治舞臺上的戲劇全是反串。”
方鴻漸去拍唐曉芙的馬屁沒拍上，倒被唐曉芙數落:“我不知道，方先生是侮辱政治還是侮辱女人，至少都不是好話。”當時女性解放尚處在不自覺狀態，不過是受西方女權主義思想支離破碎的影響，人們(包括像唐曉芙這樣的年輕女性知識分子)對性別社會角色倒置這類話題都是非常厭惡的。當沈太太提及自己參加世界婦女大會，觀察出“全世界的女性現在都趨向男性方面”的普遍動態時，方鴻漸的反應是“又驚又笑，想這是從古已然的道理，沈太太不該到現在出席了婦女大會才學會。”連方鴻漸此等留洋博士都對女性解放無所知，如何“在不久的將來”實現沈太太“男女兩性的分別要成爲歷史上的名詞’，的理想?爲何文本中會瀰漫着20世紀30、40年代中國女性知識分子無力也無從解放自己的悵惘情緒?
《圍城》是錢鍾書1944年動筆J946年完成的。錢鍾書羈居上海淪陷區，“搓通碧漢無多路，夢入紅樓第幾層”，卜自如紅杏專春鬧，眼似黃梅詐雨晴”，在這種憂世傷生情緒支配下，他就必然從文本中流露出對當時女性解放不可得的宿命觀點。此外，當時女性解放思想雖有沈太太之流挾裹回國，但時世動盪，方鴻漸所遇諸多女性知識分子無一不是顛沛流離，從印度洋到香港，從香港至上海，又從閩贛路入湘，最後又經港返滬。她們無法把握國事，就只好因襲傳統圍困男人，以進入婚姻“金絲籠”爲人生歸宿，求得暫時的安寧與解脫。基於這種時代背景，錢鍾書在《圍城》中對20世紀30井。年代女性解放持批判與消解態度實屬自然。
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從探尋《圍城》中幾位女性主角取名用典的隱含意義入手，對這些女性知識分子的愛情心理和社會定位作出分析，可以看出文本揭示了菲勒斯中心下，20世紀30、40年代中國女性知識分子的一種尷尬處境:她們兼修中西文化，有些許現代意識，爲追求人格價值體現與理想生活境界，擠入男性社會刻意巧畫人生，率先嚐到了女性解放過程中的辛酸苦辣;同時，她們融通古今，深知天經地義的男女不平等觀念之根深蒂固，因而迫於現實又無力擺脫淪爲父權宗法制度犧牲品的命運。這種二律悖反的處境，使20世紀30井。年代中國女性解放只能是暗流涌動而無法成爲主潮，最終消失於無聲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