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盲刺客》；女性；沉默；自我意識；話語權
論文摘要:小說《盲刺客》是被譽爲“加拿大女王”阿特伍德的扛鼎之作，描寫了一對姐妹的愛恨情仇的故事。本文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結合福柯的話語權理論，分析了女性自我意識成長這一主題，重點闡釋了女主人公艾麗絲如何從在沉默中盲從、忽視自我，在沉默中覺醒、關注自我，到打破沉默、實現自我的自我意識的成長曆程。
一、阿特伍德與其作品《盲刺客》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於1939年11月18日生於加拿大握太華，是當代加拿大頗有才華和思想的女作家。因佳作頻出，屢獲大獎，被稱爲“加拿大文學女王”。她身兼數職，諸如小說家、散文家、文學評論家、活動家等，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哈佛大學受，後在一些大學任教。阿特伍德是一位多產的小說家，其作品主題多樣，各具特色，已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The Edible Woman(1969)(《可食用的女人》),Surfacing (1872)(《浮現》)，Alias Grace (1996)《別名格雷斯》),The Blind Assassin(2000)(《盲刺客》)，Oryx and Crake (2003)《羚羊與秧雞》)。其中小說《盲刺客》引起了讀者的廣泛關注，因其獨特的構思在2003年榮獲英國布克獎。該書以加拿大資產階級生活爲背景，以八十高齡的主人公艾麗絲回憶的方式，作者向我們講述了一對姐妹一一艾麗絲與勞拉的成長曆程與情感故事，成功地刻畫了在男權社會裏的女性沉默的狀態並揭示了她們所受的傷害，表達了作者對女性生存狀態的深切關懷。故事結構比較奇特複雜，由三條線索組成:主要是通過姐姐艾麗絲·蔡斯的回憶追溯了她的成長過程;其次是以其妹勞拉名譽出版的遺稿《盲刺客》的節錄，裏面敘述了一個富家小姐和一位逃亡的左翼分子的充滿危險的戀情;最後就是勞拉小說的主人公在幽會時講述的低俗科幻小說。
《盲刺客》自2000年一經出版，在外國文壇上就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讚賞者有之，批判者有之。美國報稱其爲“新千年最偉大的小說”。但也有很多學者提出異議，美國著名作家約翰·厄普代克在《紐約客》上嘲笑該書是“讀者無法穿透的玻璃牆”;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伊萊恩·肖瓦爾特一方面對該書表示謹慎的肯定，同時卻用不置可否的語氣說:“也許《盲刺客》果真是文壇上最令人費解的獨角獸。”在我國，亦有幾位專家和學者對此書傾注了很大的熱情，作了初步的研究。其中加拿大文學研究專家趙慧珍教授在她的著作《加拿大女作家研究》一書中指出:“她成了書名映射的‘盲殺手’，愛情使他盲目。古希臘神話中的愛神厄洛斯(Eros)就是盲目的。這裏的女性形象的特點既反映了現代女性的真實狀況，也擴展了女權主義視野，深化了女性意識的內涵。”
二、女性的沉默狀態與根源
女權主義(Feminism)，源自西方，意味着婦女解放，是一種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識形態，是指以女性經驗爲來源與動機的社會理論與運動。分爲“激進主義女權主義”與“及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前者主張在“性”方面訴求女性的“解放”。她們挑戰的是整個男性社會，挑戰“性階級”體制。美國的凱特米麗特在她的“性政治學”一書中第一次引人“父權制”的概念，她認爲婦女受壓迫的根源是“父權制”。後者主要是從和階級鬥爭方面要求婦女和男性的平等，要求婦女在物質上的地位。到了20世紀80年代，女權主義進人理論研究階段，開始與和思想意識聯繫起來，因此又被稱爲“文化的女權主義”。它主要強調要把婦女從所謂的“男性價值”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然後根據“女性價值”創造一種替代性的文化，其本質是一種反主流文化的運動。在這一時期，很多女權批評家都試圖通過話語革命來顛覆男性中心主義的思想。女性主義的理論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在全人類實現男女平等。作爲女權主義運動的支持者，阿特伍德以其作品的“倖存”主題聞名，她始終關注着女性作爲個人如何在男權傳統觀念主導的社會中倖存。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從女性的視角觀察女性的生存狀態及女性與社會的關係，強調女性意識和獨立精神，提倡掙脫男性社會對女性的精神壓迫，成爲具有獨立人格的覺醒女人。《盲刺客》一書再次申明其女權思想，從加拿大幾代女性的生活角色及其變遷中，刻畫了女性的沉默順從的生存狀態，並挖掘了這一現象背後的經濟、社會觀念等深層根源。
蔡氏家族三代女性儘管所處時代不同，人生境遇各異，但她們卻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無一例外地保持沉默。祖母阿黛莉婭雖出身於名門望族，後來卻因爲家道中落而不得不下嫁艾麗絲的祖父—沒有高貴出身，靠鈕釦生意掙錢的本傑明，“不是結婚，而是被嫁了出去。這是家裏的安排”。而艾麗絲的母親莉蓮娜與父親諾弗爾雖是自由戀愛，但戰爭的創傷毀壞了他們的和諧關係。父親整日酗酒，尋歡作樂，並且失去了對上帝的信仰。面對這一切，母親也只是默默地忍受，而不願訴諸去溝通。他們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他無法進人她的內心，她這方面也一樣。他們倆就像喝了某種致命的毒，使得他們在同一個屋檐下生活，在同一張桌上吃飯，又在同一張牀上睡覺，但是他們的心卻永遠也走不到一起”。在祖母房裏與觀念中長大的艾麗絲，按早逝母親的要求標準成長起來，並具有一切母親要求她或者說是社會要求女性所擁有的傳統美德。當父親爲了挽救家族事業要求她嫁給理查德時，雖然她內心極不情願，但是父親加在她身上的“責任”與“愛”使艾麗絲喪失了自我意識，消極地認爲自己“毫無選擇餘地了”，也只能默認了父親的安排，“我沒吭聲……我仍然沒吭聲……我還是不吭聲”。婚後的艾麗絲更是沉默無語，成了如勞拉所說的“睜着眼睛的夢遊人”，她的生活完全處於理查德及其姐姐威妮弗蕾德的控制之下，在家裏要做的事情就只有張開雙腿，閉上嘴巴。蔡氏家族女性中最具反抗精神的要屬艾麗絲之妹勞拉，她天性愛說話，具有抗爭意識，當自己的人身利益受到威脅時，她對理查德在自己身上所犯的罪行進行大聲的控訴，但卻被掌握經濟與話語權的男性曲解爲精神病人的瘋言瘋語，不足爲信。可以說，在男權社會的強大壓力下，勞拉雖有自我意識與反抗精神，但同樣也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雖不甘於沉默，卻被迫處於失語的狀態，就像《盲刺客》中啞女的命運一樣，只能任人擺佈。
通過艾麗絲的敘述，作者向我們展現了在男權社會裏，一個典型的女性集體沉默的現象，並挖掘了運作於這一現象背後的經濟、社會觀念等根源。從上世紀初到上世紀中葉，加拿大雖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加拿大婦女的活動範圍仍囿於家庭這個狹小的範圍。在社會上，除了被“我母親認爲的自然秩序……被完全推翻了”的戰爭年代，婦女被招進工廠以彌補男子上前線後勞動的不足以外，她們並沒有施展自己的舞臺，因而處於邊緣的位置;在家庭裏，由於沒有經濟的獨立，也只得緊緊依附於男性，這種依附關係使女性處於從屬的他者地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因而擁有經濟能力的男性在家庭裏就擁有了絕對的話語權威。根據法國家福柯的理論，權力與話語是緊密相聯的，權力始終是與話語如影隨形，而話語是權力的一部分，話語最終的發展成爲了一種權力，這便是“話語權”。話語權的持有者，可以建構勝利、歷史、理性，可以將異己的話語建構爲他者，讓它保持沉默，將它排斥和放逐。因此剝奪一個人或一個羣體的力量的最簡捷有效的方式就是迫使其沉默。女性之所以千百年來一直受到壓迫，就是因爲在父權社會裏，女性不擁有話語權，失去了說話的機會，她們的一切都被主宰她們的男性所代言。祖母阿黛莉婭是在家道中落時被迫下嫁給了鈕釦商，愛麗絲也是在家族企業瀕臨破產之際充當了父親與丈夫裏查德之間的交易品。可以說，當時的加拿大婦女是沒有任何地位可言的，根本沒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話語權完全遭到忽視，一切都爲夫權父權所代言，這一切必然帶來了集體沉默無聲的女性世界。除此之外，社會傳統的觀念也給女性套上了一個無形的枷鎖。在父權社會裏，女人被認爲只適合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做一些家庭瑣事;一個好女人就必須按照社會觀念標準竭力把自己扮作“房中的天使”。伍爾芙在《女人的職業》一文中曾明確地刻畫了作爲傳統女性身份形象代表的“房中天使”的形象:“她相當惹人喜愛，有相當的魅力，一點也不自私，在家庭生活這門難度極高的學科中出類拔萃。每天，她都在犧牲自己……她是這樣一個人，從來沒有自己的想法、願望，別人的思想和意願她總是更願意贊同……她純潔無瑕，氣質優雅……在維多利亞統治的最後幾年，每間房子都有它的天使。”“房中天使”實質是男權社會強加給女性的傳統禮教枷鎖，是對女性真實身份的扭曲。但可悲的是，身在父權社會裏的女性儘管處於被壓迫、壓制的地位，但她們大多數並沒有反抗的意識，反而認同了父權的文化，甘於做男性的附庸，自覺或不自覺地按照男性的價值標準把自己塑造成“房中的天使”，努力地扮演着孝女、賢妻良母的角色，並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影響着子女，使傳統的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得以代代相傳。在不知不覺中淪爲男性價值體系的奴隸，集迫害者與受害者的身份於一體。在小說裏，充當理想女性模式的頭號灌輸者是女管家瑞妮。她除了對艾麗絲姐妹進行“天使”意識的灌輸，還對她們的言談舉止、穿着打扮一一照着現成的模式進行規範。女性，按她的說法，是“粘蠅板”，其“身上有許多可讓人攫抓之處”。她面對男人的侵犯會“束手無策，不知所措”。這些話語的背後潛藏着根深蒂固的女性“無能、被動”的父權標準。也正是這些所謂的正統教育和女人應該是“房中天使”的社會觀念，才使艾麗絲在強大的“父權”“夫權”面前那麼沉默順從。正如法國著名女性主義作家波伏瓦在她那本被奉爲女性主義聖經《第二性》中所指出的那樣:“一個人之爲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沒有任何生理上、上或經濟上的定命，能決斷女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而是人類文化之整體，產生出這居間於男性與無性中的所謂‘女性’。”